潘毅刚

　　浙江是个制造大省，规模总量仅居广东、江苏、山东之后；也是个制造企业大省，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浙江遥遥领先，占了五分之一左右。但却又是个制造业“弱”省，除了一些领域有一批领军企业和一批“隐形冠军”之外，更多是铺天盖地的规模不大、优势不强、层次较低、效益不高的制造产业。根据OECD标准分类，2013年浙江低技术制造业比重比全国高5.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比全国低4.3个百分点。更值得关注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工业增加值（近90%左右是制造业）增速呈现出从高位明显回落态势，近五年平均增速未超过10%以上，多数年份低于同期GDP增速，投资和效益指标不佳。

　　面对转型压力，占据经济“半壁江山”的浙江制造何去何从，意义重大。对于这一问题，当下有两类看法比较典型：一种看法认为，浙江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面临重大调整，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占经济比重下降的趋势已成事实，大部分弱质制造产业关停并转，加速淘汰不可避免，一些制造业块状经济趋于衰退，未来发展重点应瞄准现代服务业。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制造业为主的工业是立国之本，亦是立省之本，大到不能倒，未来发展还应是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必须用有力手段，倾斜政策和要素，提振工业，提振制造业发展。

　　思路决定出路，看错趋势必将失去未来。对于这两种看法，笔者认为并不矛盾，需辩证看待。未来浙江产业结构的调整，三点趋势应明晰：第一，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结构是大数规律，适用于国家乃至省域尺度。对于未来浙江省域尺度的经济结构而言，服务业一定是主体，这既是经验，也是趋势规律。但是，对于一县一区而言，却需要辩证看待，可以是工业主导，亦可以是服务业主导。第二，产业融合发展是当前结构调整的大势所趋，服务经济主导不是服务业主导，也不是产业空心化，而是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共同推动。世界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经验表明，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中必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受产业偏好和统计分类所囿。第三，制造生产总体遵循比较优势分工规律。美国“再制造化”以及省内制造业加快外迁的趋势表明，当前我省要素投资扩张期的比较优势所剩无几，短中期的产能过剩和长期的消费需求变化，已经对制造生产方式和重点提出新要求。未来浙江制造业要持续发展，由大做强，由衰转盛，迫切需要站在全球竞争和国家需要高度，重新审视、重新定位、重新出发。

　　当前，国家已明确提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浙江制造2025战略则需抓住自身要害问题，做好“加减乘除”。

　　其一，做好浙江制造强省的“加法”。加什么？一是“互联网+”。只有夕阳的企业没有夕阳的产业，“互联网+”为浙江量大面广的存量传统制造企业提供了一次运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手段拓宽市场、提高效率、创新业态模式的重大转型升级机遇。二是“生产型服务业+”。要推动融资创新、研发设计、软件服务、创新创意、品牌营销、智慧物流、供应链管理等环节做强发展，降低发展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和竞争优势。三是“重大项目+”。瞄准中国制造2025、瞄准制造环节国产化、瞄准国内外重大市场需求，引进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重大制造和高技术项目，比如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芯片和路由交换以及网络安全、通航产业、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以及智慧医疗器械等我省有一定基础，又有强大市场需求的重点领域，增量带动浙江制造转型换代。

　　其二，用好产业政策倒逼的“减法”。要树立“三个不惧”的理念，既不惧工业比重降低、不惧经济短期下行、不惧税收波动。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减”低端过剩产能，“减”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产业，绝不应短期工业滑坡、经济下行压力而放低标准；对于那些假冒伪劣企业，即使是当地纳税大户，也绝不姑息养奸，一视同仁用好质量监督、知识产权、环境和能耗标准等倒逼转型升级的手段，营造精耕细作的产业发展环境。

　　其三，善用借势借力放大的“乘法”。一是发挥金融资本杠杆效应。规律表明，制造企业做到一定规模，没有资本运作的力量是难以维持规模和竞争优势。要进一步发挥浙江资本充裕优势，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国家政策，加快有实力的制造企业上市、兼并收购、区域重组的步伐，拓展市场，做强品牌，获得关键技术。二是要发挥创新驱动的乘数效应，进一步加大人才、技术等创新要素投入，放大同等资本和劳动的效益产出。

　　其四，探索破除过度干预的“除法”。新时期制造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主导肯定不行，只依靠市场和企业也不行。各级各部门亟须更新理念，争做改革促进派，发展引路人。既要破除违背规律的过度干预，更要多从体制机制革新中找办法，多用普惠性产业政策，少用倾向性的扶持政策，探索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路径，既不为“一哄而起”推波助澜，也不任由市场“野蛮生长”，在市场决定性基础上用好政府“有为之手”。

　　（作者单位：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