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通讯员 郑梦莹 王孙雷 记者 石天星） 几十年间，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路面平整了，小洋楼起来了，生活更富足了，但那些记忆似乎越来越飘渺。村口的老树还在吗？儿时的学堂里还有朗朗的读书声吗？抬起头看祠堂的天井，天还如儿时那么蓝吗？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组成一支探访团队，走进浙江各地祠堂、学堂、礼堂，听老人们讲述农村的故事，了解数十年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变化。

　　（一）

　　时间：2015年7月26日

　　地点：宁波余姚市四明山镇芦田村

　　口述者：俞土仙（女，1947年生，余姚市四明山镇芦田村人，农民）

　　记录者：杨鑫烨（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

　　芦田村是一个只有300户人家约900余人的小村子，距余姚市76公里，离四明山镇14公里。

　　相传500年前，王氏祖先从嵊县（现嵊州市）东林三角道地去上虞乾溪扫墓，路经当时的芦田，因见川媚泉香，山高林茂，便插芦于田定宅，以后村内遍布芦竹，故名芦田。

　　整个村子沿山而建，分上中下宅，祠堂位于中心位置，也是村子里最恢宏的建筑。径直进村，很容易找到祠堂。祠堂面向村口、正对池塘，分前后两进，由前楼、正厅、东西厢房及戏台几部分组成。

　　在老一辈芦田村人那里，祠堂是充满回忆的地方。一提起村口的祠堂，那记忆就变得鲜活，在脑海中奔腾扑涌而来。

　　“村子里的人喜欢的都是越剧，故事好看，腔调柔美，大家也都能跟着唱。每年正月里做戏是惯例，从初二开始要持续三四个夜晚，日戏和夜戏都有。这时候，远近的村民都会赶来，热闹非凡。”祠堂戏台今天仍保存完好，虽外漆剥落依然可见雕工之精细、图案之美丽，是余姚市古戏台中所仅见的，但俞奶奶说，她记忆中那唱腔已经愈来愈飘渺了。

　　“我有三个外孙女，小时候最喜欢在祠堂门口玩。那时候，卖剁剁糖的货郎经常在祠堂门口，用糖换破鞋破锅。一有货摊进村，村口的广播就响，我们就抱着孩子赶过去，也常有卖日用百货小零小碎的货摊。小孩子们喜欢小零食、发夹头花、小玩具，买一点，能哄个半个月。现在她们都早已成家，但这些儿时的记忆还常被提起。”

　　听着老人讲述过去，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场景，不再是书本里冰冷的文字。2003年政府重修祠堂，次年竣工。如今，祠堂焕然一新。

　　（二）

　　时间：7月29日

　　地点：金华市白龙桥镇筱溪村

　　口述者：郑师虎（男，1938年生，白龙桥镇筱溪村人，小学老师）

　　记录者：郑红蕾（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

　　从家门口向上走，一路青砖灰瓦，没几步便到了祠堂。小溪在祠堂边上穿过，一直流到婺江，而祠堂却永远留了下来。可时至今日，已略显破败。

　　“我5岁前，祠堂还很气派，白墙青瓦。门面有十三四米高，马头墙，青石门框，一扇扇雕刻精美的花格窗门与门上方的石刻相映成趣，肃穆中显得既端庄又大气。”在这里当了6年教师，又回乡做了一辈子村干部的郑师虎老人回忆起70多年前郑氏祠堂的旧模样，记忆依然很清晰。

　　筱溪村在金华市白龙桥镇最北，祖先姓郑，是村里的大姓。

　　“1942年日本鬼子侵入金华，烧了村里大部分的房子。那时候大家都逃到山里面去了，我和我娘没走，躲在阁楼里。祠堂的宗祠厅有三间屋子，西边两间，东边一间。鬼子一来就烧了西边，好在有风火墙隔着，火没烧过来。鬼子一看，绕到东边，又放了火。我娘等到鬼子走了，赶紧拿起门前的一桶水泼上去，火就被扑灭了。还好那一桶水，那间房才保留下来……”郑师虎老人绕到宗祠厅东边仅剩的那间房，向上看了一眼，继续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收归国有公产的郑氏祠堂的门上挂起了村小的牌子。我195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1962年回村当起村小的老师。鬼子烧剩的祠堂就成了教室和办公室，后来读小学的人多起来了，教育局就拨款在‘经堂’旁边的空地造了校舍。村小就变成完小，祠堂也慢慢开始没什么人来了，一直到现在。”

　　夕阳西下，回头看着祠堂，忽然想起了龙应台女士的一句话：“现在新一代是在前代人血汗交织下成长起来的，现在是到温柔倾听的时刻了。”

　　（三）

　　时间：2015年8月3日

　　地点：绍兴市越城区东湖镇后堡村

　　口述者：徐阿土（男 1930年生， 后堡村村民， 后堡村抗日纪念堂讲解员）

　　记录者：柳燕楠（杭州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学生）

　　绍兴市东湖镇后堡村抗日纪念堂坐落在该村戚里江北岸，是在原胡家祠堂建筑物基础上修葺而成的，共三间二进，整个建筑庄严肃穆。如果不是今日的走访，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座熟悉的纪念堂背后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接待我的老人叫徐阿土，后堡本地人，已经86岁了，退休后就一直在胡家祠堂做讲解，“这是使命啊，不然等我走了，就再也没人知道了。”见到我后，徐爷爷大叹了口气。“胡家祠堂很早就有了，我出生就在。后来日本鬼子来了，1941年中共绍兴特委在敌后建立了浙东地区第一支抗日武装——皋北抗日自卫队，有30多人，祠堂就成了驻地。”

　　徐阿土指着墙上的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咳了咳嗓子，继续讲。

　　“1941年9月9日，日本小分队包围了后堡，经后堡乡亲舍生忘死的掩护，20多名队员安全撤离，队长朱铁群等5名自卫队员牺牲。”爷爷的声音提高了，抑扬顿挫地吐出了“牺牲”二字，然后音落。“年纪大了，总绕不过一死。但是，每次讲解一说到这样一个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被打死，我真是受不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后堡的胡家祠堂遭到彻底破坏，胡家祠堂前井三间房屋，变成了三层楼高的民居。祠堂后井的三间房屋倒了一间，剩下的房屋断壁残垣，危在旦夕。1995年起，徐阿土联合后堡乡亲多次向政府呼吁“救救胡家祠堂”。1999年在他的多方努力下，祠堂后井修复，并建成抗日纪念堂，2011年祠堂全面修复，现已成为绍兴市、越城区两级德育教育基地。

　　“我就是想让大家多来看看，我也老了，这些东西不能断在我手上了。”徐阿土老人佝偻着背，慢慢拉上祠堂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