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性历史课题。它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实现了第一次结合，或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实现了第二次结合，或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和20-21世纪之交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其本质特性是与时俱进。这大体有三种情形：一是随着实践的深入提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二是依据新情况对原有思想、观点、论断加以深化、提升和完善；三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思想、观点、论断进行灵活应用使之解决新问题。这三种情形层次不同，但总起来说都是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理论上的不断与时俱进。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理论上的作为， 都分别反映了这三种情形。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和主线在多方面展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更丰满，结构更完整，逻辑更严密，时代性、实践性、指导性更鲜明突出，从而发展了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集中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两个《决定》和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尤其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

　　全面深化改革:应对新形势新任务进一步回答了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的问题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立足于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已取得历史性巨大成就，但仍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判断，进一步回答了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怎样改革这一关乎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现实问题。

　　首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根本理论上揭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13年12月3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专题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习近平在讲话中说，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它们的共同作用构成整个社会的矛盾运动。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他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15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以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专题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一是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二是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化解前进中遇到的矛盾；三是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四是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这些论述，从更深层次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上，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

　　其次，规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个整体。前一句指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道路，即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后一句是一个全新的论断，2013年11月习近平撰文对它的涵义作了界定，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中外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对比说明它的由来，以我国当下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论证它的内在根据。

　　再次，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带动其他方面改革的牵引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用“六个紧紧围绕”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线图，既彰显了它的全面性，又突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地位。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但同时必须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肯定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所以要在它的牵引下带动其他方面的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

　　复次，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1992年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是一次重大理论突破。经过二十多年实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从十五大到十八大，对此都有新的表述，但总的精神还是定位在“基础性作用”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新的形势和条件把它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对市场的作用作出进一步定位，这是又一次重大理论突破。习近平说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同时又指出“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还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对这种作用作了规范性表述。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综观习近平系列讲话和三中全会《决定》，我国要进行的改革，可以概括为：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为唯一遵循的改革；二是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取向的改革；三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的改革；四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改革；五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力量的改革。改革的主要途径和方法，一是按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不断调整、完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二是对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以及工作机制和推进方式作出统筹安排和合理布局；三是在方法论上把“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统一起来；四是把改革当作新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全面依法治国：立足当代中国实际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法治国家、怎样建设法治国家的问题

　　在世界历史上，民主曾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旗帜，其实更是无产阶级的旗帜。《共产党宣言》早就宣布“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争得民主，就是取得政权，成为社会主人，从而才能运用法制力量改造整个经济和社会。后来列宁进而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但充分的民主必须以强有力的法制来保障。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以民主为旗帜同反民主的国民党政权作斗争。毛泽东在同黄炎培对答时说唯有民主才能走出人亡政息的周期律。新中国建立初期，狠抓了一阵民主建设，特别是制定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把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但后来在“左”的干扰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取代了民主法制建设，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无法无天，宪法如同一纸空文，人民民主权利几乎荡然无存。

　　十一届三中全会反思历史教训，拨乱反正，重新强调发展民主和加强法制。邓小平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接着又多次说过要把民主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后来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至此，已形成法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和根本保障的认识。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把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之举。习近平系列讲话据此发表大量关于依法治国的论述，四中全会也正是据此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

　　这一《决定》和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最主要的是：

　　第一，宣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它的关键词，一是“社会主义”，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把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国家与西方“宪政”式的所谓法治国家从原则上区分开来。二是“法治体系”，这是对过去“法律体系”提法的重要修正和提升，虽是一字之差，却反映了党在治国理政上认识的重大突破，方式的重大转型。法治体系的具体内容，是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五者统一构成为一个完整的法治体系。

　　第二，确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至高无上地位，恢复了宪法的权威。强调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也要带头遵守宪法，依宪法办事。与此相联系和呼应，指出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就把国法与党规、治国与治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了。

　　第三，制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描绘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蓝图。提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还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在内涵和要求上比过去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老“十六字方针”前进了一大步。

　　第四，宣示我们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明确的信号。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法治国家，必须从这个最大实际出发，决不照搬外国模式，特别是西方政治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的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它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和表现。坚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的必然要求。

　　第五，提出要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并把它列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首要内涵。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科学法治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成功的法治实践。自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起，历经从十二大到十八大党的重要文献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依法治国问题的多次深刻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已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和轮廓。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则使这一理论得到极大丰富而开始形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总体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和行动指南。

　　第六，阐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解答了党与法治建设的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不能离开这条基本经验搞“党大还是法大”的抽象的无谓争论。

　　以上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地说明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万众瞩目的大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直面新考验新危险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核心要义。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建党学说博大精深，但说一千道一万，核心就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始终要、掌握政权后尤其要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防止腐化变质。十五、十六、十七届党中央，一再重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1983年到2009年的二十六年间，中央专门召开六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精神实质归根到底也在于要从各个方面从严治党。

　　十八大以来的党中央，为了经受“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其中不乏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其一，在“从严治党”前面冠以“全面”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理论创新。这一提法最先见于2014年12月习近平考察江苏时的讲话。历史证明，许多大事实际上早已在实践探索了，但往往要经历很长过程才能概括出一个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比如从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开始就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直到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上才正式概括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二十六年。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即古田会议决议，但直到2009年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才正式概括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重大命题，其间经历了整整八十年。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关于党建的六个专题《决定》中实际上已蕴含了全方位从严治党的精神，但直到2014年才由习近平正式概括出“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命题，其间也经历了三十一年。这些都是理论上的再创造。

　　其二，深入阐述了方向、道路、理想、信念、宗旨的极端重要性，在一个最根本问题上廓清迷雾。习近平指出，方向决定道路，道路是党的生命，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之“钙”，缺乏这种“钙”就会得“软骨病”。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重要论断，而衡量党员干部是否具有革命理想的客观标准，是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些话看来似乎属于常理，但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被淡化了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受到来自“左”和右的种种歪曲，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宗旨意识严重滑坡的今天，却具有正本清源、认祖归宗的重大意义。

　　其三，聚焦党的作风，把党风问题提到哲学高度来认识。习近平认为近年来盛行的“四风”问题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联系。在作风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党性说到底是立场问题。作为党的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特别是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三严三实”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鉴于作风问题的严重性和广大人民的迫切期待，党中央以作风问题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狠刹“四风”。

　　其四，突出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强调对权力的严约束严监督。习近平警告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后必然会亡党亡国。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必须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用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必须加强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各种制度的建设，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罚机制，来遏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尤其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其五，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明确要求，概括了对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在2014年10月8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系统分析了这次活动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并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以下八点：一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二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三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四是坚持从严管理干部；五是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六是严明党的纪律；七是发挥人民监督作用；八是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这八条为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了总思路、总要求、总方向，而前七条实际上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一种新概括。

　　以上这些，是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所作的新探索和新回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总体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近期而言，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们联结在一起，构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又一个重大理论创新。

　　“战略”一词，原指对战争全局的谋划和指导，后来引申为泛指一切重大的、带全局性的或决定全局的统筹谋划。这是在大事情上才使用的大字眼，其特质是全局性。比如我们把从全局出发制定的目标任务叫做战略目标或战略任务，把从全局出发思考问题叫做战略思维，把从全局出发观察事物叫做战略眼光，把从全局出发安排工作叫做战略部署，把影响和决定全局的政策措施叫做战略举措，把在全局中的作用和意义叫做战略地位，等等。“四个全面”是对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总安排，是治国理政的总思路，是指导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领，是凸现全局性特质的一种重大战略布局和顶层设计。

　　首先，“四个全面”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直接体现和进一步展开。习近平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而提出和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全局”的含义。“四个全面”的提出和形成离不开这“三个总”，它源于这“三个总”，服从和服务于这“三个总”，并且发挥和深化了这“三个总”。

　　其次，“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总布局有着最紧密内在逻辑联系。“五位一体”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互为条件，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并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四个全面”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在今后五年即一个比较短暂时期的战略目标，两者之间是一种整个历史时代与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关系，是全过程与局部过程的关系。但其他三个“全面”同样具有长远性永恒性，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后，仍然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仍然要体现和服从于五大建设，只是它们作为战略举措，那时将会被确定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新的战略目标服务。

　　其三，“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方向性质和目标任务涵盖着“四个全面”。做到“四个全面”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是长期历史过程，不仅包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还包含了其他三个“全面”的战略举措，因为五大建设中的每个建设，都离不开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反转过来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归根到底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五大建设。

　　“四个全面”说到底是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一个新的维度，运用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从总体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结 语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继承基础上发展这一理论体系。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正是这种发展的集中表现，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境界。但是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正如习近平指出：“要使党和人民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我们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