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代戈的抗日勇士
——寻访富阳郁达夫故居
本报记者 张丽 区委报道组 童笑男
知名作家、战地记者、流亡华侨、报馆编辑、宪兵府卧底……郁达夫的一生辗转多重身份，熔炼出“抗日先烈”的铮铮铁骨形象。
70多年前，郁达夫在他的《还乡记》中写道：“我的故乡在富春山中，正当清冷的钱塘江的曲处。”日前，记者循着钱塘江水，来到富春江畔的郁达夫故居，试图还原他爱国抗日的一生。
文人战士
故居坐北朝南，面对悠悠富春江水。青年郁达夫雕像立于门前，手执书卷，远眺一川如画的大江，一如当初他离开故乡投身抗日烽火的身影。
1937年元旦，寒风萧瑟。郁达夫对国内的形势作出了这样的预测：“1937年，或者是中国的一个转机；1937年，也许是中国的一个濒于绝境的年头。”
郁达夫从来不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1913年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就在日记中写道：“……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在故居一楼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幅鲁迅赠予他的“躲进小楼成一统”题词悬挂着。但是1937年的郁达夫，并没有“躲进小楼”，而是以笔代戈，全身心投入到抗战宣传之中。
1937年10月，郁达夫来到福建，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会，随后编辑出版了《文救周刊》、《小民报·救亡文艺》等。
这年冬天，正是郁达夫废寝忘食执笔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老家富阳沦陷。消息传来：70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寇吃喝，躲进了后山。风雨交加中，饿死在山洞。
听闻噩耗，郁达夫几近昏厥。来不及脱下丧服，他接到了郭沫若的来电。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他电邀郁达夫出任设计委员，进行“笔尖上的抗战”。
1938年，郁达夫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与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下了战争的残酷与中国军民的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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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笔为枪
去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在这份名录里，就有“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的名字。而日前公布的浙江省首批著名抗战英烈及英雄群体名录中，也有他的名字。
在故居陈列窗内，摆放着烈士证书。“他是名单中为数不多的文化人之一，这也说明他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刘涛说。
1938年底，郁达夫将“抗日战场”延伸到海外，他自福州抵达新加坡，担任新加坡文艺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接手《星洲日报》副刊《晨星》。
富阳郁达夫研究专家蒋金乐十分佩服他在《星洲日报》期间“以笔作枪”的过人精力。
在此期间，郁达夫曾3次发起稿酬捐助运动和文稿义卖周，为国内文艺界筹集抗战宣传经费；曾先后主编过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同时编8种，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达10个小时以上。
“他不但是真正的文人，著名的作家，还是真正的战士，他的文章极大鼓舞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蒋金乐说。
郁达夫还在新加坡成立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亲自授课宣讲。“有人说他是‘颓废文人’，他在战时青年干部训练班上课时问大家：‘我颓废吗？’大家都说‘不是’，他很高兴。”当时的训练班学员方修回忆说。战时的飘零、流亡、落魄，并未熄灭郁达夫内心的斗争热火。从新加坡撤至印尼后，郁达夫还坚持帮助当地的爱国志士抗日。
据记载，1939年至1942年间，郁达夫共发表了400多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针砭时弊、富有远见。
“父亲认为，抗战最大的目的是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策略是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郁达夫小女儿郁美兰说。
长歌正气
1945年8月29日，在日本政府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14天后，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的丛林中遭日军杀害。在那之后，静默的富春江又缓缓流淌了70年，从官方到民间，各种纪念郁达夫的活动经久不息。
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名的学校、码头、公园，以及郁达夫故居、双烈园、松筠别墅，至今传承着郁达夫的精神。
富阳在30年前设立了郁达夫文学奖；2010年，富阳又和省作协江南杂志社合作推出郁达夫小说奖，成为国内颇具影响的文学奖项。
9月1日，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郁达夫故居“风雨茅庐”，修葺一新对外开放。
1935年建成的这座小楼，70余年来曾作为不同单位的办公用地。今后，它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列郁达夫的生平事迹、文学著作、书信来往、各界人士的追忆和评述。
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刘涛说，1940年，郁达夫在《晨星》副刊上发表《敌我之间》一文，坚定地指出，中国的民众，原是最爱好和平的；可是他们也能辨别真正的和平与虚伪的和平的不同。
“祖父带给我的最大精神财富，除了爱国，就是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广袤的视野。”郁达夫的孙子郁伟说，虽然郁家后人从文者少，但并未忘记继承先辈遗志。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郁达夫先生1937年曾赠予文学青年的话，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