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斯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考察后，得出和陈嘉庚一样的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的指导思想。

　　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抗战期间，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形成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通过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钳住了近60％的日本陆军军力。

　　尤其是独特的敌后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占领的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新的前线，让日军十分头疼。

　　一项统计显示，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