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重庆8月20日电 （记者 牟旭） 重庆市化龙桥龙隐路红岩嘴13号有一栋占地501平方米的土木穿逗式结构两层小楼。这里曾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

　　1941年1月17日夜，周恩来正是在这里满含悲愤，挥毫写下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

　　十几天前，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及所属部队九千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沿事前经国民党同意的路线北移。次日，行至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八万多人的围攻。新四军被迫还击，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

　　17日，国民政府军长会发布通令和谈话，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处处长徐光煦说，“皖南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全面破裂还是继续合作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重大抉择。在重庆第一线与国民党当局打交道的南方局则更是处在“风暴眼”中。

　　从1月18日到2月1日的十多天时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数次发电，要周恩来等领导人撤回延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开会商量后决定仍坚守重庆。这个意见最后得到中共中央同意。

　　徐光煦说，周恩来和南方局之所以持这种态度是为了坚守国民党统治区革命阵地，尽可能争取时局扭转。抗战时期的中国，共同抵御外敌日本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国内政治军事力量的内耗无疑不利抗战大局。

　　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政治上全面攻势，军事上守势”的策略，采取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强大政治攻势，借助反法西斯国家对顽固派施压，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等措施，最终挽救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1月19日，南方局印发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将皖南事变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对国民党顽固派强加于新四军的污蔑不实之词，予以有理有据的批驳。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还动员和组织外事组成员紧急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渠道，将事变的真相和中共有关应对当前事态的方针政策与主张传给各国使馆、国际组织、新闻记者和国际友人，以争取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分别拜会蒋介石等人，表示：“进攻新四军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军事努力，这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徐光煦说，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少不同意搞反共分裂活动，他们采取不同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当时担任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的爱国将领冯玉祥。

　　一系列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蒋介石在3月6日的一次会议上最终作出“以后绝无剿共的军事”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