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并非赳赳武夫，但却用手中的画笔当做武器；他们没有上阵杀敌，却坚持用自己的艺术与日寇斗争；在那个全民族有着危亡之痛的岁月里，人们需要精神上的鼓舞与振奋，他们就打响了文艺界的抗战。

　　西式版画自20世纪30年代初经由鲁迅先生引进国内后，吸引来一批青年学习，从1931年到1937年，黑白对比强烈的新兴版画在抗战中得到长足发展。

　　抗战爆发前夕，1931年，东北版画家胡一川创作了作品《到前线去》，这是国内较早以版画形式展示的抗日救国宣传，即使在今天看来，这幅作品都是新兴版画中的经典之作。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艺术家们用版画这一艺术形式来鼓舞民族精神，揭露侵略者的残暴，歌颂抗日军民的伟大业绩。随着南京失陷，淞沪会战失利，一大批文化人包括版画家开始从上海大本营向后方转移，其中一部分人到了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一部分人则渡过黄河，来到延安解放区。这从后来的版画作品中清晰可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版画艺术家聚集武汉，这里成了全国木刻版画的中心。胡风先生在武汉主编的《七月》是扶持、发表抗战版画作品的重要刊物。1938年，胡风先生在武汉主办了第二届“全国抗敌木刻画展览会”，对抗战文艺和现代版画艺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版画作品在抗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版画作品《最后关头》，曾刊登于《七月》第一期上，影响十分大。

　　马达、江丰等创作的《保护大西北》、《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作品，反映的是国民党方面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艰苦卓绝，以及日军的残暴血腥，而古源、罗工柳、石鲁、力群等则深刻刻画出延安解放区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大生产，支援抗战，支援前线的抗日热情。

　　在当时，版画成为抗战宣传的主力，用鲁迅的话说，时间虽然短暂，但是顷刻能办。事实如此，只要有一块木版，有一柄木刻刀，就可以制作出版画，然后立刻能手工印刷，贴上墙就能办展览，一方火柴盒大小的木版制作，直接能印到报纸上。版画这种制作简单、宣传功效大于其他形式的艺术，可以说更能适应恶劣战争环境。

　　不止如此，版画的重要载体——木刻艺术，更能在其他方面发挥特有优势，拓宽渠道为抗战服务。比如可以用木刻撰写宣传单，然后大量印刷，瓦解敌军，在解放区，从八路军臂章到边区流通纸币，都是利用木刻来完成。因而，从抗战时期到今天，版画艺术深受民众认可，经过长期积淀，版画又有了较大发展，形成套色木刻、水印木刻、麻胶板等十多种艺术品种，更加符合人民群众欣赏需求。

　　抗战中，漫画的宣传作用与版画同样重要，上海沦陷后，由夏衍主办的《救亡日报》，曾用整个一版刊发过蔡若虹创作的漫画《全民抗战的巨浪》，漫画艺术彰显出的力量由此可见。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也曾专门开设有版画和漫画课程，由著名艺术家任教，这无疑为宣传抗战起到较好传承作用。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位漫画家特意编写过一本《中国抗战漫画史》，书中广泛搜集并展现了抗战时期的漫画作品。事实上，无论是诗歌、戏曲、歌曲，还是版画、漫画、雕塑等等，文艺在抗战中所表现出的张力，实质体现出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通讯员 李高兴 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