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访《国际反侵略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周大风，一等就是一周。那天傍晚，在城北一所老人公寓见到周老，终于明白浙江大风音乐艺术专修学校校长陈建国在电话里说的“状况时好时坏”并非托词——听了本次报道的主题，卧床的老人刚张嘴想说什么，就开始猛烈咳嗽，努力3次，只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谢谢”。不忍心再打扰，与陈建国一起默默退到门口。

　　出生于1923年的周大风曾说，自己的人生剧本中，从来没有“平平过”这出戏码。但由于近半年来大脑神经元的退行性病变进展迅速，那些在他担任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并兼任许多与音乐有关的职务时“没时间讲”的故事，已很难再被“原音重现”。

　　好在，歌曲会说话。历史也不会忘记，大风起兮，战歌飞扬。

　　壮志寄弦歌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全世界爱护和平的兄弟姐妹们，快为着保卫人类的文明和生存而前进……”这一天，《国际反侵略进行曲》振奋人心的旋律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奏响。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从宁波走出去的音乐家周大风先生。

　　“周大风”这个名字和与之有关的一系列音乐作品，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稍年长的人，可能也只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首与周恩来总理有关、风靡全国的《采茶舞曲》，以及越剧《罗汉钱》、绍剧电影《三打白骨精》等。

　　陈建国说，这些年来，他陪老师周大风一起接受采访不下50次，大部分人都是为《采茶舞曲》而来，但周大风一定会强调，自己还有一首“很厉害”的作品叫《国际反侵略进行曲》。常常是，说着说着便哼了起来，如果手边有钢琴，还会自弹自唱。

　　《国际反侵略进行曲》的歌词和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易学。但有时候，歌唱不惟是温柔的抒发、温情的流露，也可能成为时代的回响。

　　那是1939年春节前夕，17岁的周大风在上海的一张爱国报纸上读到蔡元培先生撰写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会歌》。

　　下班回家路上，周大风细细思量，觉得歌词文采虽好，但略显艰涩拗口，不利于广泛传唱。当晚，他就“斗胆”给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在提建议的同时，附上了一首自己怀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一挥而就的白话词曲稿。

　　不久后，他惊喜地从上海美国商人发行的《正言报》和香港出版的《星岛日报》上，看到了自己创作的《国际反侵略进行曲》词曲。歌曲被确定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总会会歌，并译成多国文字，世界各国反日德意侵略集会时一般都会高奏此曲，气势十分磅礴。

　　1941年9月的一天，《正言报》编辑何干约周大风在福熙路浦东大厦璇宫剧场后台见面。他转交了200块银元歌曲创作稿费，并告知，《国际反侵略进行曲》是由时任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顾问的蔡元培先生亲自向总会推荐的，他还曾称誉该曲“全球同声，为国争光”。当时，蔡先生已经辞世。对于其不以个人作品独据，却力荐一位素不相识的毛头小伙子的创作的磊落品格，周大风只能把尊敬和感激放在心底。

　　60多年后，周大风的学生张红艺重新录制了《国际反侵略进行曲》。陈建国还记得，“周老师在排练时反复指出‘情感一定要随着音乐起伏’，虽年事已高还坚持一起前往录音棚”。现在想来，这不仅是周大风的骄傲，也是中国和世界的骄傲。

　　英雄出少年

　　周大风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在杭州朝晖新村省文化厅高知楼住了30多年，他留下满室乐谱、教材、音乐碟片和自己手工制作的小提琴、钢琴、古琴；搬到养老院后，儿子周小风给他准备了一个MP3，于是，来探望周大风的人常常被他要求做两件事：读报和放音乐。在他床头的个人信息卡片上，“爱好”一栏也写着：作曲、音乐。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里，盘踞着他传奇而跌宕的人生脉络。

　　周大风出生于上海，由于父亲忙于革命工作，将他送回老家宁波大碶后洋村。8岁时，他进入由教育家曹静渊创办、采用以发展学生兴趣和个性为宗旨的“道尔顿制”授课的灵山学堂就读，深受李叔同、丰子恺、朱自清等名师的言传身教。周大风后来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音乐来自生活”，就是出自灵山学堂音乐教员、后来成为广州音专（今星海音乐学院）首任校长的陆仲任先生的教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上海念中学的周大风不得不中断音乐学习。回到故乡后不久，他与同学一起创办宣传抗战的剧团——“扎马民众救亡工作团”并担任团长，排演了夏衍的《洋白糖》《伟大的爱》，田汉的《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有老乡笑他“小鬼心比天高”，周大风的回答让对方哑口无言：“越是这种生死浴血的关头，就越需要文艺作品的鼓舞。”

　　由他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抗日题材歌剧《铁花》，在宁波各地巡演，场场爆满。剧中的歌曲也迅速流传，向工作团讨曲谱及其他抗日歌曲曲谱的人越来越多，周大风索性将其刻成蜡纸油印分发。

　　1938年，他经人介绍进“上海益丰搪瓷公司”第五分厂当学徒，利用业余时间跟上海国立音专教授王瑞娴学习钢琴。

　　在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周大风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悲愤痛恨之余，他借儿童朴素的语言和民谣体裁，创作了歌曲《白米谣》：“……啊呀呀看呀，那边的洋房里呀，白米堆得山一样呀，为什么我们要饿得泪汪汪呀？白白米呀，没有吃呀。没有吃呀，叫妈妈呀，妈妈泪汪汪呀。”

　　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堡垒进行曲》《孤岛艺人之歌》《胜利进行曲》等描写民众之苦、倾诉亡国之痛、激发救国之心的歌曲不断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至今仍少有人知，当年那些用了“千里”“万明”等几十个笔名“混淆敌人视听”，在沦陷区广为流唱的一大批反侵略题材的歌曲，其实都出自周大风之手。

　　敢为天下先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上海租界同时沦陷，周大风迫切寻求一条自由的救国之路。

　　到大后方去！——远方，传来召唤的声音。

　　1943年春节前后，他从安徽芜湖开始，步行64天、1000多里达到江西赣州。同年6月，恰遇同学江钧，一起前往赣州郊外的“中华儿童新村”任艺术指导员。

　　在那里，爱国青年周大风又创造了许多“奇迹”和“第一”。

　　比如，他用一个通宵的时间，创作了一部儿童歌剧《不夜天》。该剧每逢周末演出，以激励人民抗战斗志、展望抗战胜利前途为主题，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成为儿童新村招待国内外来宾和参观者的“看家戏”。女导演费铿美丽、聪慧、善良，后来成为了周大风的妻子。

　　他还在几天之内办起了中国第一所战时“天才学校”，采用“道尔顿制”模式教学，提倡“各取所需，各择其好，各选其美，各适其宜、各得其趣、各展其长、各悟其妙、各得其所、各尽其兴、各享其乐”。全校50名学生，配备了100多位在国内各领域一流的客座教师。

　　而这一年，周大风才20岁。

　　从此，他的一生再也没有跟音乐教育分离，成为了一名虔诚的音乐布道者、公益践行者。从自掏腰包创办《中小学音乐教育》杂志到成立浙江省社会艺术学校，再到后来的浙江大风音乐艺术专修学校，直到80多岁高龄时，他还坚持在全省各地边演出、边辅导、边讲学，每天工作至凌晨3点。

　　登门采访过周大风的记者，都对他的一口红色皮箱印象深刻：“很大，很沉，里面装满了音乐文献资料和泛黄的曲谱。”

　　此外，老先生对于与音乐有关的话题，永远是个性鲜明、直截了当，从来不会给出“温吞吞”的反馈，一旦涉及到原则问题更是较真，往往前一秒还在开朗地大笑，后一面就激动地站起来走到钢琴边示范，“像一个斗士”。用陈建国的话说，“音乐和教育是周老师一辈子的信仰，很纯粹，周围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被他的执着感染、被他的强大的艺术家气场吸引。”

　　信仰写人，人写信仰，当时代的高歌与前进的呼号重合，成就了最美的艺术人生。你听，音乐“大风”穿过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划过一块又一块委婉绵长、绚丽夺目的大幕，从未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