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重庆8月9日电 （记者 牟旭） 1942年初，当香港刚刚被日军占领之际，一个大规模的营救行动随即展开。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这次行动，或者行动失败，那么群星灿烂的中国近当代史上，将会失去多少熠熠星光！

　　这就是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足迹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被救人数超过1100人的香港大营救。最神奇而幸运的是，在这场人数众多、困难重重的“虎口脱险”中，竟无一伤亡。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军即入侵香港。25日香港即告沦陷。

　　12月8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同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学者黎余说，当时有800多名著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留在香港。如何把几百名知名人士从日军严密封锁、全城搜捕的香港安全救出来，成为摆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难题。

　　营救路线上，廖承志等设计了到桂林的西线与经过东江游击区到重庆或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线路。

　　有些著名文化人士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走东江游击区那条路线，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认出来，让他们走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就是走这条营救西线出来的。

　　走东江游击区营救路线的人士，从1942年1月初起，化装成难民，黄昏时冒险绕过日军的岗哨，用小船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乘海面有雾，分批乘小艇偷偷驶进大海，送到九龙上岸，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邹韬奋、胡绳、茅盾夫妇等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宋庆龄则是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6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