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应磊 见习记者 朱依琼

　　市委报道组 黄成峰 凌青

　　象山港畔，海风吹散暑热。日前，记者和当年幸存下来的两名孤儿一起探访奉化市“国际灾童教养院”遗址。走在奉化市莼湖泰清山上，91岁的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心潮依然澎湃。当年，他就是一名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成长的孩子。

　　收养孤儿数百人

　　我们走在泰清山上，当年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已瓦砾无存。唯有那座梅华亭，还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许多孤儿无家可归。竺梅先是当时上海滩响当当的大人物，人称“竺大班”，是上海大来银行、宁绍轮船公司、嘉兴民丰造纸厂、杭州华丰造纸厂的总经理。身为奉化人的他，和妻子徐锦华一起，在奉化办起“国际灾童教养院”，帮助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数百名孤儿。

　　焦润坤永远不会忘记1938年从上海到宁波的那趟行程。安排这趟行程的正是竺梅先。“我们从上海来到这里，又重新有了家，吃饱饭、穿衣暖，还能读书习字。”尽管饱经沧桑，焦润坤从来没有忘记这个家。

　　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在教养院有了共同的父母，“父亲”竺梅先为孩子的粮食奔波，“母亲”徐锦华则操心孩子的吃穿和教育。

　　然而好景不长。1940年10月，日军在宁波惨无人道地投下多枚细菌弹，慈溪、奉化等地瘟疫横行，教养院中近百名灾童受到感染，焦润坤也深受其害。

　　“我身上的脓包疮，大的像蚕豆，小的像黄豆，浑身都是。早上起床，只听到宿舍里一片哭声，因为脓包破裂后，和被子粘在一起，撕心裂肺地疼。那时日军封锁，缺医少药，只能拿剪刀剪破脓包，再用淡盐水擦，简直比上刑还痛苦。我到死都忘不了当时受的磨难。”焦润坤说。

　　3个月后，走出隔离区的焦润坤，已瘦得只剩皮包骨。

　　饿死不吃汉奸粮

　　“吾生多幸，值风潮鼓荡，卷入烘炉百炼千锤成铁汉，看他年血耻韶关……少康一旅，中兴则在吾曹。”当年也在这里长大的孤儿、今年88岁的苏锦炎老奶奶至今清楚地记得这首院歌。回忆往昔岁月，苏锦炎老泪纵横。

　　据苏锦炎回忆，当时睡的是大通铺，一熄灯，徐锦华几乎每晚都要拎着马灯，一个一个寝室地巡视。听到喧闹，她会问：“哪个小囡还没睡啊？”“有一次她走到我床边，为我掖被子。晚上容易尿床的，她会扶起来叫他去撒尿。”苏锦炎说。到了清晨，徐锦华还会来看一遍。

　　在战争年代，先后要养活600多名孤儿非常不容易。竺梅先独力支撑，历尽艰辛，终因积劳成疾去世。灵柩从永康接回奉化时，从进泰清山路口一直到教养院，一路上跪满了孩子。山路上，哀悼的人群一眼望不到头，哭喊声久久回荡在山谷中。

　　“一定要把孩子们好好抚养下去，直到他们能自立为止。”这是竺梅先的临终遗言。去世后，会计清理资产，发现他持有的四大公司股票全为教养院做抵押了。

　　以后的生活愈发困难，三顿饭改成了两顿，干饭改成稀饭，饭桶经常被刮得像洗过一样干净。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教养院来了一个“和平军”营长，是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来接收教养院的。徐锦华当时明确表示：“宁可解散，也不会让孩子们去当汉奸的工具。”后来，由于缺乏经济来源，教养院最终被迫遣散。

　　“从教养院出来的孩子，后来身处世界各地，虽然彼此际遇不同，但有一点，没出一个汉奸。”焦润坤斩钉截铁地说。

　　孤儿奋起杀日寇

　　1942年，焦润坤18岁，在教养院接受了进步思想的他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这一走，就是十几年命悬一线的战火生涯。教养院一起走出来的32个灾童被编成学生队，参加抗日游击队淞沪一支队。1943年12月，被编为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焦润坤从文化教员、排长、政治指导员，再到营教导员；扛过步枪，开过战斗机，身上负过大大小小的伤；参加过澉浦突围战，解放战争中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豫东、淮海、渡江，抗美援朝等大小60次战役。2014年，在中国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焦润坤与国家领导人等人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

　　当年教养院的灾童立业成家后，筹资在泰清山山头建一座纪念亭，以作见证。亭子建成后，各取竺梅先和徐锦华名字中的一字，称“梅华亭”。站在梅华亭前，我们思绪飘动。当年的灾童或后人如果能看到这篇文章，也请来泰清山上走走。竺梅先夫妇一定念着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