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岁的金韵梅坐在1934年初的这个冬天，说起往事：1904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我，忍下了疼痛。从三岁起，我的生命就是不断见证亲人离去的过程。1900年，养父去世。1904年，离异。再后来，1920年，养母和兄长相继离世。但那些疼痛，都不如1918年9月的那一天更为强烈。

　　一封电报，一行字，带来的是儿子的死讯。他死在法国的索姆战场。他参战只是因为所有的伙伴都去参战。当伙伴们回来时，他却没有回来。两个月后，一战结束。她把他的尸体运回美国。

　　他葬在美国，成为国家的骄傲。二十二岁的生命，像一颗彗星一闪而过，身死魂散，他的光亮成为母亲后半生持久的怀念和伤口。

　　他变成一块冰冷的石头，在他的左边，是一块石头，右边也是。他们都是美国的英雄。她总是对每一个前来倾听的朋友说：“他为什么而死？我们同那场该死的战争有什么关系？”她不是美国人，儿子也应该不是，但他却死于一场由美国派遣的战争。

　　她告别儿子的墓碑，回到中国。之后几十年，和她住在一起的，是体内连绵不绝的疾病——乳腺癌、宫颈癌、静脉疝、肺结核、肺气肿、动脉硬化。这些疾病，是一颗颗长满尖角的小石头，悄然落入体内，铺成她后半生的病房。她的身体被切开，又合上。每一块“石头”都有可能要了她的命。

　　但众多的苦难并没有让她的脚步停下来。白天，她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养蜂夹道。绕过北海公园的西头，就到了。一个育婴堂，一百多个孩子，17个保育员。孩子们常常患病，眼疾、皮肤病、肠胃病，甚至恶疾。这是孤儿唯一的家，也是他们的病房。每年两万元的经费中，是她和保育员们向社会各界募捐所得，没有政府的固定拨款。孩子稍大一点，饭量一增，就吃不饱，更奢谈药品。在孤儿院，她遇到的是自己的童年。她给孩子们带来医术、药品和食品，带来一群义工，他们都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护士学校。她是这家医院的委员。堂里的保育员，主要也来自这家学校。靠社会各界支持下的运转总是艰难的，却在战争中一日日坚持下来。点点滴滴，呼告奔走，她的孩子死了，却有更多的孩子等待着她的看护和医治。中国少了这一百多个孩子，也照样奔向未来，她却舍不得丢下任何一个。

　　有时，她会去清河实验中心，是燕京大学办的一个基地。五年前，她为之捐了3000元。基地有工厂、学校和医疗设施。她担任管理纺织厂的职务。一个作坊，摆着几架老式织布机，用女人和孩子们的剪纸作样本，用于刺绣。金医生和燕京大学的教授们渴望在这几台简单的织布机上和女人们祖传的描鸾绘凤的手里，复兴中国的花边织造和刺绣业，创造出一个中国的工业。

　　过了清河镇，不远就是她的农庄，她偶尔去看看。她没有亲人，但要像每一个中国人那样，把自己安置在一片青山绿水之中，让死后的自己能看夏花绚烂，秋叶静美，能听山涧鸟鸣、松林风吟。住在农庄的那家农民，将照顾她的坟墓。

　　下午，有人上门到她书房，给她读中国小说，她一边听一边打字，把句子翻译成英文。她只会说汉语，却不识汉字。房间里只有阅读的声音与打字机滴滴答答的声音，像一首双声部的曲子。她把《西游记》的最后一页翻译完了。她希望，它能被出版，英语世界的人们会像中国人一样，记住这本书，把它变成戏剧、童谣、艺术品和世世代代的梦境。

　　但就在这个时时洋溢欢乐、客来客往的冬天，她出了意外。在一次女界社团吃饭时，她受了凉。第二天，发高烧，她让仆人叫了一辆人力车。她拒绝坐汽车，解释说：只是小病，无须浪费。她总觉得她的钱应该放在更有用的地方，给孤儿、学校，或者医院。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医院，她住了下来。她不愿去更好的医院，这里正按照她的愿望，培养中国新一代的医生和护士，很多是女性。多年前，她担任北洋妇科医院总教习，办医院附属的护士训练班，因经费问题去美国宣讲，希望这个先进的国家也派先进的医生和资金，帮助中国培养医生。这些事情，从未有人做过，她不知不觉做了第一人。如今，这家英国人支持的医院正按她梦想的那样，走上轨道。她必须用病中的自己，去支持这些孩子的事业。

　　直到昏迷前，她仍一次次对守候她的房客们说：“你们要趁着年轻，去玩，去做事情。把朋友们叫到家里来。”这已然有了“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意思了。

　　一定是往事的情节又在记忆中转过来。她爱听戏，戏里总是才子佳人，我轻依粉黛、浅画眉弯，你横戟赋诗、青梅煮酒。但幸福总如惊鸿掠影，结局总是悲欣交集。“他满口都是奉承话，却让我忍饥挨饿。”红颜易老，刹那芳华。她爱的人，除了带给她对饥饿刻骨的回忆，什么都没有。这是她身体里最深刻的疤痕，但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细节，她用一席丝袍，遮住了繁琐的爱恨情仇，只剩一句总结。

　　来看她的人很多，来自社会各界。她戴着氧气罩，已然失去知觉。看她的人，挤满了房间，他们关心她死后的归宿，也关心她巨额财产的归宿。

　　就在那些夜晚的炉火旁，她曾和一个住在她家中的房客说起过她的遗嘱——价值一万五千元之房屋、地基暨现金捐给燕京大学，用于建家政学校，洋文书籍一百五十卷，捐给天津木斋学校。剩下的钱分给远在上海的养女、她的仆人、将照看她坟墓的农民。

　　她死于1934年3月4日。她的遗嘱得以完成，但她的遗愿显然没有。实验中心没有培植出一个纺织企业，翻译的《西游记》没有出版，一年后的坟墓杂草丛生。

　　“她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乎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这是北京协和医院一位英籍医生的一篇悼念词。

　　而一年前，她这样眺望自己死后的场景：“当我死后，我的骨灰会与土壤混合，当那覆盖我的那堆泥土也瓦解，我将成为大地本身。”

　　（ 注：金韵梅，中国近代第一位女留学生，中国第一个女医生，宁波鄞县人。幼年父母双亡，被北美长老会的美国医生麦嘉缔博士收养，后考入纽约妇女儿童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毕业后应直隶总督袁世凯之邀任教北洋女医学堂总教习，为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事业作出很大贡献。被当时的《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