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 郑福来

　　从卢沟桥东到桥西266.5米，从宛平城东到城西长640米……70余年来，在这段将近1公里的路上，85岁的郑福来老人已经记不清走过多少趟。

“七七事变”亲历者口述卢沟桥风云

那一晚，我被枪炮声惊醒

　　日军不断挑衅

　　打仗免不了

　　我家住在卢沟桥西边，出门往北，隔街就是岱王庙（大王庙）。“七七事变”那年，我七岁，记事儿了。

　　从岱王庙所在的街上到卢沟桥，不过百来米路。当时永定河上只有卢沟桥和另一座铁路桥，但要进入宛平城，只能走卢沟桥。

　　事变前，岱王庙里驻扎着一部分驻守宛平城的29军官兵，后来才知道，这支军队番号叫“二十九军一一O旅二一九团三营”（以下简称29军）。这是个加强营，有1400多人，装备也相对好一些。

　　由于和驻军住得近，我们这些小孩儿也经常能接触那些当兵的。记得那会儿中国军队都穿着军服，就和电视上那样的。因为是夏天，所以军裤是短裤，小腿上有绑腿，鞋子就是布鞋。29军的军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每人背着一把大刀。

　　我爷爷是给岱王庙打扫卫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时常能跟他到军营，看当兵的操练大刀，边唱军歌边操练，休息时还会搂着我玩，给我馒头吃。

　　其实那时宛平城外已经有日本军队，是在卢沟桥城东的一个大枣园里，好像是一个大队，也有1400多人。战事爆发前，日本把军需品都运到那里存放，算是一个大据点。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还把那里当做一个纪念地。

　　驻扎在那儿的日军常到大瓦窑、宛平城、卢沟桥一带打靶，所以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枪炮声。日本军队去靶场，经常会围着宛平城绕圈。日军有个军官，既不骑马也不坐车，就是步行。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是在测量距离。

　　这还不算，那时的日军虽然不敢直接攻击宛平城，但时常挑衅中国驻军。驻军一直都对日军保持着高度警惕，从来都是拒绝日军穿城而过的要求。

　　可后来日军越来越大胆。一开始，他们在靶场只用虚弹射击，后来开始用实弹。虽然仗还没打起来，但我们都知道，只要日本兵还在这里，这打仗就免不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直到7月7日晚上，我们从枪炮声中被惊醒……

　　四处逃难后

　　我们成了亡国奴

　　7月7日夜里，我们早都睡着了，突然一阵枪炮声把我们惊醒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又是日军在演习，没太在意，就等着天亮。

　　次日早上，我准备背着新买的书包去上学，父亲就过来跟我说，还上什么学啊，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那时我们还小，老百姓对战争也没太大的概念，但没多久，炮弹就落在我家房子周围爆炸。战争带来的恐怖越来越迫近。

　　于是，奶奶就让我顶着锅盖往住得远一点的一户人家跑，去避避。刚一进门才发现，那户人家里已经挤满了人。当时有些人说大家钻炕洞里去，现在想想，可不能钻，万一一发炮弹下来，更出不来。

　　看着形势不对，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逃往长辛店的亲戚家。在经过一处树林时，看见一排排29军官兵的尸体，血肉模糊，没人去掩埋，就摆在那里。大人们就让我们拉着他们的衣角，闭上眼睛，绕着走。但小孩子嘛，越不让看越好奇，所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些场景。

　　之后我们四处逃难。那会儿我看见铁路两旁有好几处堆积的尸体，男女老少、横躺竖卧的都有，全是被日军杀害的。

　　不久，大人们还是决定回到卢沟桥。但一路上，遇到了好多日军岗哨，日本兵还要检查我们的行李，并要求我们给他们行礼。

　　我们回到家里一看，三间灰土房的门窗和房顶都被炸没了。原先29军驻地岱王庙，也成了日军军营，宛平城到处都有站哨的日本兵和伪军，城头上还架着机枪。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才找到父亲和奶奶。听我父亲说，29军的将士在抵御日军进攻时，都很英勇，枪弹打完了，就拿着大刀去拼。大刀杀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但也牺牲了好多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学生，还有好几个“大军官”也死在城里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军官”指的就是壮烈殉国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人。之后我们在宛平城外一座教堂的两间房里住了下来，成了“亡国奴”。

　　日军卑劣作为

　　真是罄竹难书

　　在之后的八年里，我见证了日军的各种卑劣作为，真是罄竹难书。在日本兵眼里，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杀的，根本不需要理由。

　　那时，粮食都被日本兵抢走了，我们吃不上饭，只能靠野菜充饥。但日军和伪军也会把一些极差极脏的粮食磨成“共和面”，再以高价卖给老百姓，一天三个价钱。于是玩陀螺的小孩子们就编了顺口溜：“大汉奸，棒子面，涨一千，落五百，多少钱，没人买。”意思是说涨也好，落也好，反正都买不起。

　　路边上都是“倒卧”（死人），饿死、病死、冻死、被打死的都有，收尸队都忙不过来，有的小孩死了就被丢在城墙，很快就被野狗撕食了。所以，当时卢沟桥一带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卢沟桥，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是仨。”

　　还有国人莫名其妙被日本兵抓走，甚至直接当场杀掉。

　　要是发现有人得了“霍力拉”（传染病），日本兵就会叫人把病人直接活生生埋到石灰堆里。

　　对于妇女们来说，更是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我们这条街上，好多年轻妇女被日军抢到军营里奸污过。她们一被抓就是三四天，之后都是奄奄一息被抬出来的，很多救不活，能救活的，要么上吊了，要么就搬走了。

　　城内外的小学里，日本人强迫我们学日文，见了老师问好要用日语，上早操要唱日本国歌，反正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稍有不从，随时可能被日本人害了命。

　　八路军游击队

　　让日军胆战心惊

　　后来，西山一带有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身影，这让日军胆战心惊，特别是有日本兵和伪军被游击队打死，或者听说周边的据点或炮楼被端了后，日军晚上就不敢出大门了。

　　这期间，日军白天还总会搜查他们看到的任何男性，特别是青壮年，抓到就问他们是不是八路军。

　　日本兵会先看这些人头上有没有太阳印（军人戴帽子操练会留下印迹），再看手掌，只要稍微觉得有点嫌疑，就把人抓走，或者直接开枪打死。

　　为了断绝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物资供给，日军经常到各家各户扫荡，特别是把老百姓家里的各种铜铁制品都拿走，唯恐百姓把这些金属给八路军送去造枪弹。

　　百姓也极度痛恨日军。为此，日军开始搞强化治安，把老百姓一家一户编排起来实行保甲制度，十几户为一甲，有甲长，几十户为一保，有保长。出门得有良民证，还得向保长甲长报告。

　　当时我们这条街上也有人给八路军送药送消息，万一被发现，不仅这个人要被日本人打死，可能那一甲一保都要被牵连而死。

　　就这样，过了整整八年。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正好给下地干活的父母送水回来，看见岱王庙里有日本兵开着坦克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就边追边开枪，跑了挺远，坦克才停下来，几个日本兵举着手从坦克里爬出来。

　　解放后我当了第一任镇书记。当初修葺城墙时，我是负责人之一，那会儿我就坚持保留城墙上一部分枪弹孔，以此告知后人。前些年，有日本人来这里参观，不承认当时日军犯下的罪行，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否认历史，更不要小看现在的中国。

　　（本报特派记者 陈伟斌 张丽 何苏鸣 何鑫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