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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7版:要闻

“七七事变”亲历者口述卢沟桥风云

那一晚,我被枪炮声惊醒

  口述人 郑福来

  从卢沟桥东到桥西266.5米,从宛平城东到城西长640米……70余年来,在这段将近1公里的路上,85岁的郑福来老人已经记不清走过多少趟。

“七七事变”亲历者口述卢沟桥风云

那一晚,我被枪炮声惊醒

  日军不断挑衅

  打仗免不了

  我家住在卢沟桥西边,出门往北,隔街就是岱王庙(大王庙)。“七七事变”那年,我七岁,记事儿了。

  从岱王庙所在的街上到卢沟桥,不过百来米路。当时永定河上只有卢沟桥和另一座铁路桥,但要进入宛平城,只能走卢沟桥。

  事变前,岱王庙里驻扎着一部分驻守宛平城的29军官兵,后来才知道,这支军队番号叫“二十九军一一O旅二一九团三营”(以下简称29军)。这是个加强营,有1400多人,装备也相对好一些。

  由于和驻军住得近,我们这些小孩儿也经常能接触那些当兵的。记得那会儿中国军队都穿着军服,就和电视上那样的。因为是夏天,所以军裤是短裤,小腿上有绑腿,鞋子就是布鞋。29军的军人,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每人背着一把大刀。

  我爷爷是给岱王庙打扫卫生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时常能跟他到军营,看当兵的操练大刀,边唱军歌边操练,休息时还会搂着我玩,给我馒头吃。

  其实那时宛平城外已经有日本军队,是在卢沟桥城东的一个大枣园里,好像是一个大队,也有1400多人。战事爆发前,日本把军需品都运到那里存放,算是一个大据点。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还把那里当做一个纪念地。

  驻扎在那儿的日军常到大瓦窑、宛平城、卢沟桥一带打靶,所以我们也经常能听到枪炮声。日本军队去靶场,经常会围着宛平城绕圈。日军有个军官,既不骑马也不坐车,就是步行。后来我们才明白,他是在测量距离。

  这还不算,那时的日军虽然不敢直接攻击宛平城,但时常挑衅中国驻军。驻军一直都对日军保持着高度警惕,从来都是拒绝日军穿城而过的要求。

  可后来日军越来越大胆。一开始,他们在靶场只用虚弹射击,后来开始用实弹。虽然仗还没打起来,但我们都知道,只要日本兵还在这里,这打仗就免不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直到7月7日晚上,我们从枪炮声中被惊醒……

  四处逃难后

  我们成了亡国奴

  7月7日夜里,我们早都睡着了,突然一阵枪炮声把我们惊醒了。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又是日军在演习,没太在意,就等着天亮。

  次日早上,我准备背着新买的书包去上学,父亲就过来跟我说,还上什么学啊,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那时我们还小,老百姓对战争也没太大的概念,但没多久,炮弹就落在我家房子周围爆炸。战争带来的恐怖越来越迫近。

  于是,奶奶就让我顶着锅盖往住得远一点的一户人家跑,去避避。刚一进门才发现,那户人家里已经挤满了人。当时有些人说大家钻炕洞里去,现在想想,可不能钻,万一一发炮弹下来,更出不来。

  看着形势不对,母亲就带着我和妹妹,逃往长辛店的亲戚家。在经过一处树林时,看见一排排29军官兵的尸体,血肉模糊,没人去掩埋,就摆在那里。大人们就让我们拉着他们的衣角,闭上眼睛,绕着走。但小孩子嘛,越不让看越好奇,所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些场景。

  之后我们四处逃难。那会儿我看见铁路两旁有好几处堆积的尸体,男女老少、横躺竖卧的都有,全是被日军杀害的。

  不久,大人们还是决定回到卢沟桥。但一路上,遇到了好多日军岗哨,日本兵还要检查我们的行李,并要求我们给他们行礼。

  我们回到家里一看,三间灰土房的门窗和房顶都被炸没了。原先29军驻地岱王庙,也成了日军军营,宛平城到处都有站哨的日本兵和伪军,城头上还架着机枪。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才找到父亲和奶奶。听我父亲说,29军的将士在抵御日军进攻时,都很英勇,枪弹打完了,就拿着大刀去拼。大刀杀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但也牺牲了好多人,其中有不少还是学生,还有好几个“大军官”也死在城里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军官”指的就是壮烈殉国的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等人。之后我们在宛平城外一座教堂的两间房里住了下来,成了“亡国奴”。

  日军卑劣作为

  真是罄竹难书

  在之后的八年里,我见证了日军的各种卑劣作为,真是罄竹难书。在日本兵眼里,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杀的,根本不需要理由。

  那时,粮食都被日本兵抢走了,我们吃不上饭,只能靠野菜充饥。但日军和伪军也会把一些极差极脏的粮食磨成“共和面”,再以高价卖给老百姓,一天三个价钱。于是玩陀螺的小孩子们就编了顺口溜:“大汉奸,棒子面,涨一千,落五百,多少钱,没人买。”意思是说涨也好,落也好,反正都买不起。

  路边上都是“倒卧”(死人),饿死、病死、冻死、被打死的都有,收尸队都忙不过来,有的小孩死了就被丢在城墙,很快就被野狗撕食了。所以,当时卢沟桥一带就有这么一种说法:“卢沟桥,两头洼,不是死俩就是仨。”

  还有国人莫名其妙被日本兵抓走,甚至直接当场杀掉。

  要是发现有人得了“霍力拉”(传染病),日本兵就会叫人把病人直接活生生埋到石灰堆里。

  对于妇女们来说,更是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我们这条街上,好多年轻妇女被日军抢到军营里奸污过。她们一被抓就是三四天,之后都是奄奄一息被抬出来的,很多救不活,能救活的,要么上吊了,要么就搬走了。

  城内外的小学里,日本人强迫我们学日文,见了老师问好要用日语,上早操要唱日本国歌,反正一切都得听日本人的。稍有不从,随时可能被日本人害了命。

  八路军游击队

  让日军胆战心惊

  后来,西山一带有了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身影,这让日军胆战心惊,特别是有日本兵和伪军被游击队打死,或者听说周边的据点或炮楼被端了后,日军晚上就不敢出大门了。

  这期间,日军白天还总会搜查他们看到的任何男性,特别是青壮年,抓到就问他们是不是八路军。

  日本兵会先看这些人头上有没有太阳印(军人戴帽子操练会留下印迹),再看手掌,只要稍微觉得有点嫌疑,就把人抓走,或者直接开枪打死。

  为了断绝八路军和游击队的物资供给,日军经常到各家各户扫荡,特别是把老百姓家里的各种铜铁制品都拿走,唯恐百姓把这些金属给八路军送去造枪弹。

  百姓也极度痛恨日军。为此,日军开始搞强化治安,把老百姓一家一户编排起来实行保甲制度,十几户为一甲,有甲长,几十户为一保,有保长。出门得有良民证,还得向保长甲长报告。

  当时我们这条街上也有人给八路军送药送消息,万一被发现,不仅这个人要被日本人打死,可能那一甲一保都要被牵连而死。

  就这样,过了整整八年。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正好给下地干活的父母送水回来,看见岱王庙里有日本兵开着坦克跑了,国民党的士兵就边追边开枪,跑了挺远,坦克才停下来,几个日本兵举着手从坦克里爬出来。

  解放后我当了第一任镇书记。当初修葺城墙时,我是负责人之一,那会儿我就坚持保留城墙上一部分枪弹孔,以此告知后人。前些年,有日本人来这里参观,不承认当时日军犯下的罪行,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否认历史,更不要小看现在的中国。

  (本报特派记者 陈伟斌 张丽 何苏鸣 何鑫 整理)


浙江日报 要闻 00007 那一晚,我被枪炮声惊醒 2015-07-07 浙江日报2015-07-0700006;浙江日报2015-07-0700007;3869988 2 2015年07月07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