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孟婕

　　电话采访邬霞的时间比预计超出近一倍，眼看手机电量跳成个位数，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吴小莉读的《吊带裙》，你喜欢吗？”

　　答案出乎意外——“我觉得，好像有点，随意。”

　　我告诉她从吴晓波那里听来的故事，“吴小莉读着读着，哭了，不得不中断录像，补妆重来。”

　　一阵沉默后，邬霞轻轻地说：“听了她念完诗之后的那段解读，我想，她应该是懂的。”

　　有人说，诗人都是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也不常请人到他们的世界里去。

　　更何况，这些时而让我们收获贴近心灵的颤动，时而感受到挤压成块的凝重的“工人诗篇”，从荒山野岭，从矿井深处，从轰鸣的机器声中辗转而来。作为读者或听众的我们，四下张望，却不知道作者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

　　你知道的是，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有3.1亿工人群体，生产着几乎一切“有标价”的东西。

　　你或许不知道的是，他们也在悄悄地生产诗意，甚至，有的把诗歌当成了唯一的寄托。

　　你看到他们动作娴熟地组装iPhone手机，剪去衣服上的每个线头，年复一年地炸出一条条开采矿藏的巷道，背影像流水线上一颗颗螺丝钉。

　　你没有看到的是，这些被工作服、口罩、工作帽遮挡得面目模糊的工人，悄悄地把诗写在了工作表格的背面。

　　写作的那双手，也是劳作的那双手。有的诗是用笔写的，有的诗是用生命谱出来的。陈年喜说，“诗歌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它不嫌弃我、我不嫌弃它的东西。”

　　工人与诗，一对看似神奇的组合。

　　有时候，我们会停下来，体会字里行间的灵动语感和微妙之处，想找出他们为什么写得那么好的秘诀。可是，没有走过他们的路，又怎知他们心中的乐与苦？

　　只能想像——一片旷野，四处闪动着火苗，被风吹得左右摇摆，那是他们的才华。其中有一团小火苗，是属于邬霞的。

　　有整整三年时间，邬霞规定自己每天要在笔记本上写满8页纸，“很多个加完班后的凌晨，写着写着眼睛合上了，但还是握着笔，不肯停下来。”一团火苗要变成漫天大火，才能被看见。可是，这得把自己烧得多难受啊。

　　而对于那些孤独跳动的火苗，人们只说，它们真美。

　　面对浩荡的人类历史，美国诗人惠特曼曾发出邀请：“那壮美的戏剧正在上演，而你可以献上诗篇。”

　　（下转第19版）

　　（上接第十七版） 郑小琼说，青春丢失的地方，一生都会牵挂：“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螺丝，钉子/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或许因为现实生活中回家的路途太遥远，太漫长，诗歌，成了情感的宣泄口。

　　工人歌手许多唱道：“生活就是一场战斗/你要意志坚定不怕牺牲/异乡的月亮总睁着眼睛/野草般的我们生来就倔强。”

　　民谣是唱出来的诗，诗是融化的民谣。

　　异乡，回家，摇摆，信仰。《我的诗篇》将这些闪烁的碎片捡拾起来，拼成一面镜子。镜子，遇见阳光的反射瞥见了人生。一生，仿若一个封闭的轮回。轮回，停不了诘问生存的意义，如纪录片中的主人公们一般。

　　翻看他们的履历表，除了“打工诗人”，很难确切定义他们的职业、工种。“漂”，是一种常态，也是一种无奈。“配件”，与他们每天的工作紧紧相连，似乎也牢牢框定了其社会角色，微不足道，却也不容缺失。

　　在《吊带裙》的结尾，邬霞写道：“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等待惟一的你/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不管是吴小莉还是邬霞本人的朗诵版本，听起来都像在写一封真正的情书，虽然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耐心地读到最后，自己却小心翼翼，在心里久久掂量。“那是8年前的作品，现在，很难再追回当时的心境了。”电话里，邬霞的声音慢慢低下来。

　　她也曾向导演“抱怨”，为什么自己在公园漫步、和朋友庆祝散文集出版那些“美美的”、“有点小资”的拍摄素材，在成片中都没有保留。

　　但在吴飞跃节制的镜头中，我们看到：邬霞打开家里的衣柜，里面有十来件吊带裙，她一边介绍、展示那些平时很少有机会穿的宝贝们，一边有些害羞地解释，“我最喜欢吊带裙，秋天到了都舍不得收。”

　　那一刻，邬霞笑得很美。虽不曾有过像她那样的经历——“下班后，姐妹们都睡了，我会悄悄穿上吊带裙，蹑手蹑脚地从上铺爬下来，穿过长长的宿舍走道溜进女厕所，就着月光，对着玻璃转啊转啊……”但我觉得，应该读懂了她——这位笔名叫“等待阳光的珍珠”的诗人，她的骄傲，她的忧伤，她心中那座隐秘而神圣的、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