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称《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系列活动29日将在北京举行。这是亚投行筹建进程中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今年年底前亚投行正式成立并及早投入运作奠定坚实基础。

　　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筹建亚投行倡议后，申请加入亚投行的热潮不断高涨，国际关注度始终不减。亚投行这趟即将启动的发展列车不仅将众多国家和地区凝聚在一起，其散发的众筹之力更是吸引着世界共襄发展。

今年年底确保开张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宣布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同域外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亚洲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2014年1月24日，中国与十多个有兴趣的亚洲国家举行了筹建亚投行第一次多边工作磋商会议，就筹建亚投行的框架方案交换了意见。中方还成立亚投行筹建工作组，加快推进筹建工作。

　　2014年10月亚投行筹建工作启动，首批签约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有21个，主要是亚洲国家。

　　2015年3月，七国集团中的英国申请以意向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随后掀起一波亚洲以外国家加入的高潮。

　　至今年3月31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到57个，涵盖亚洲、大洋洲、欧洲、拉美、非洲五大洲，具有较为广泛的国际代表性。

　　《亚投行协定》谈判进程也高效推进。中方与印度、哈萨克斯坦、新加坡等国联合主持了5次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最终于5月底在新加坡商定《亚投行协定》。

　　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刘东民认为，《亚投行协定》界定了亚投行的宗旨、业务运营、治理结构、决策机制等核心问题，从宏观上看，这表明亚投行的战略方向和治理模式已确立。

　　“《亚投行协定》的签署意味着亚投行前期筹备的核心任务已完成，亚投行已整装待发。”刘东民说。

　　协定签署后，距离亚投行正式“开张”还有多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该协定必须得到合法数量的意向创始成员国在法律意义上的批准。

　　“简言之，协定要在每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走一个法律程序。”陈凤英说，协定规定了详细的生效门槛，目前看可以确保今年年底亚投行开张。

　　关于亚投行未来的治理结构，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将按照现代治理模式，设立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管理架构。

　　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并根据《亚投行协定》授予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在运行初期，董事会为非常驻并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亚投行将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

　　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根据2014年10月签署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总部将设在北京。

　　关于股权分配，亚投行将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基础，其中亚洲成员的股权占比可能在70％到75％，亚洲以外国家分配剩余的25％到30％股权。这意味着中国成为亚投行第一大股东几成定局。当然，随着成员国数量增加，每一个国家的股权占比都会下降，中国也不例外。

　　亚投行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主席、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此前表示，亚投行将根据公开、透明、择优的原则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根据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通行做法，亚投行将在正式成立后召开部长级理事会任命首任行长。

　　据介绍，初期亚投行将主要向主权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主权贷款。今后亚投行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针对不能提供主权信用担保的项目，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PP），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是补充，而不是替代

　　亚投行的创立是适应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发展现实的产物。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其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由于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发展潜力难以充分发挥，而其获取贷款的途径又受到限制。

　　亚投行的出现，反映了新型国际关系，其目标是促进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将注意力集中放在经济发展上。正如楼继伟所说：“亚投行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未来会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应该看到，亚投行的主要目标设置是发展，是要投资准商业性的基础设施，实现亚洲地区的互联互通。对于那些急需发展资金与经验的国家和地区，亚投行希望给予的不仅是“授人以鱼”，更是“授人以渔”。

　　从倡议筹建亚投行至今的一年多时间里，有一些声音质疑中国在现有多边国际机构之外“另起炉灶”。但国际金融专家认为，亚投行倡议的提出本身就折射出现有多边开发机构的不完美，因此其制度设计并非简单复制既定标准和规则，而是要吸收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结合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融资的需求进行创新，制定更好的标准和规则。这样亚投行才可以比现有多边开发机构运作得更好。

　　作为一家新成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多边发展体系的新伙伴、新成员，亚投行可在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充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通行的经验和好的做法，避免走同样的弯路，与现有的多边开发银行共同完善相关政策、推行重大改革，寻求更好、更符合实际的标准。

　　“亚投行将是一个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它对世界银行、亚行是一个补充，而不是替代，是对现有国际金融秩序的完善和推进，而不是颠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说。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说，亚投行的建立不应被视为对达到高标准构成了威胁，而应被视为一个帮助现有多边发展机构制定正确标准的难得机会。亚投行的目标不应是降低标准，而应是制定更加合理的标准。大原则是逐渐淡化过于遵循僵化规则的法律框架，转向一种考虑结果、更加基于风险的策略。

　　目前世行已与亚投行在机构标准、框架制定等方面展开合作。世行行长金墉表示，亚投行未来在筹备、启动基础设施项目时可能面临融资安排、投资回报率，以及风险管控等多重挑战。世行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筹备和社会保障方面有70年经验，愿意为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发展银行提供知识和解决方案。

　　对于亚投行的核心理念，金立群是这样描述的：精干、廉洁、绿色。亚投行将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坚决杜绝机构臃肿；将对腐败实行零容忍；将促进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实现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说，建立更好的多边机构将对世界有利，全球治理机构将得到更高标准的管理。

是经济，而不是政治

　　亚投行之所以受到多方追捧和舆论热议，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这一倡议抓住了顺时应势的“利益”纽带。亚洲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但亚洲的可持续性发展却受到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巨大缺口的制约。

　　据估计，2010年至2020年，亚洲各经济体基础设施如果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需要8万亿美元基建投资。专家普遍认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庞大资金需求，而现有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资金规模都远不能与之匹配。亚投行正是瞄准定位，致力于推进整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该区域的现代化进程。

　　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说：“亚投行不是一个政治产物，并不是根据政治利益或目的而产生的，而是出于亚洲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考虑。”

　　亚投行乃世界之需。目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仍未消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而区域外国家可以通过参加亚投行，与新兴经济体建立更紧密联系，抓住新兴经济体带来的发展机会，促进本国经济更快复苏。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倡议的亚投行不仅得到了来自亚洲区域内的积极响应，还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众多支持。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事务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表示，英国作为欧洲国家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是务实的理性选择。他说，从经济上看，亚投行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带来共赢的巨大利益点，英国没有理由拒绝，世界不应再以冷战思维下的东西方概念来看待这一事物。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主任胡里奥·里奥斯说，加入亚投行对西班牙企业意味着新的商机。

　　这类观点在宣布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当中，有着广泛的共识。

　　而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更意味着愿意对世界发展承担更大责任。2005年，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呼吁中国应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十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以开放胸襟务实合作，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全球公共产品。亚投行正是中国责任的体现。

　　里奥斯说，中国表示在金融等领域承担更大和更明确的责任，这预计会在该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亚投行的出现使亚洲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动力之门。”

　　刘东民认为，设立亚投行表明，中国这样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希望能更多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国际金融论坛（IFF）研究院院长肖耿认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在国内和国际开发领域积累了可观的经验，完全可以对亚洲以及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积极贡献。

　　作为亚太区最重要的一个利益攸关方，美国政府目前对亚投行的态度已经出现转变。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访华期间表示，美方欢迎支持有助于基础设施发展的倡议，欢迎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期待在相关方面、通过有关渠道同亚投行合作。亚洲另一个重要经济体日本也表示将在未来几个月研究有关亚投行事宜。

　　众多国家搭乘亚投行的“顺风车”表明世界为亚投行投了信心票。在其创设的开端，观察者更应以平常心来对待。亚投行建设不会在意一时的荣光，它的未来与发展远景，将与地区经济繁荣和全球金融稳定相联结，这一过程注定值得世界长期关注。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