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丽

　　上周，微信朋友圈被一条信息刷屏：“我在XX（地点），我接力，我坚持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我坚持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孩子都没机会从头再来凭什么给人贩子改过的机会！！！不求点赞，只求扩散。”

　　短短几句话，感叹号就达9个之多。传达出来的强烈情绪，引得众人共鸣，引发大面积转发。随后，大量法学界人士纷纷发文，对微信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分析，并呼吁大家从法理的角度、案例的不同情况予以分析、评判，不应把“判处死刑”，作为“一刀切”的解决方式。

　　微信对于公众情绪的巨大影响力，从中便可窥见一斑。对此，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教授陈力丹曾指出，情绪具有社会感染性，这种感染在具体的舆论场中会更为迅速。在微博、微信开创的虚拟空间中，就会发生类似的情绪感染，舆论波的流动正是情绪共振的雏形。

　　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为人们提供吐露心声、发表意见的平台，但一旦它从个人行为演化为一种群情激愤的声讨和抗争时，参与者们是否也需要扪心自问：“我是否已经被这样一种龙卷风式的社会情绪所摆布？这般情绪宣泄和观点表达，对遏制拐卖儿童现象能起到多大现实作用？”

　　作为一位幼童的母亲，笔者对于拐卖儿童行为也深恶痛绝。犹记此前观看同类题材影片《亲爱的》时，那种愤怒而悲伤的情绪曾伴随在整个观影过程之中，久久挥之不去。然而，作为当前法治中国环境下的一名普通公民，我们也必须正视，对于实施贩卖儿童犯罪的不法分子，最终必须交由司法机关作出最后的裁定，而任何一个法律条文的出台或修改，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认证和既定的立法程序。

　　凭心而论，谁能没个情绪。但大家更需冷静下来思考，在整个社会的监管各环节中，哪里还可以更加完善，而我们又可以通过哪些更切合实际的行动，让买卖儿童的行为再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