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

　　近来，美国进一步试图强化在亚太的主导权和军事存在，频频在南海问题上搅浑水，挑是非，拉偏架，撂狠话。这种“负面下注”现象的明显增加，无疑给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注入了“负能量”。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全世界都在关心的问题，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内。回答可能是各色各样的。但如果放在“时代变迁”的放大镜下观察，人们不难找到答案。

　　苏联解体后，美国大喜过望，以为“多米诺骨牌”的下一个就是中国。但中国没有倒下，相反，中国的迅速发展，助推了时代变迁的“量变进程”，加快了国际力量对比历史性的变化，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大趋势。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战略再平衡，以及“美国决不做老二”、美国还要“领导世界一百年”等等，都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它打出这些旗号，并不表明它的强大，而是反映了它内心的虚弱、焦虑和不安。

　　其实，中国顺应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潮流，一直在向美国释放善意，希望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相互关照和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让两国不舒服的相互依存关系逐步舒服起来。美国所谓“战略再平衡”，实际上是要“平衡”到它继续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状态，任何新兴力量的出现，它都视为是对这一状态的挑战，它都要遏制和打压。中国无意于把美国势力排挤出太平洋，只是希望它能多发挥一点积极作用。但中国能因此就不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军力了吗？就不做真正的国际“利益攸关方”了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做不到，印度、巴西和世界各国也做不到。

　　小布什任总统期间，曾多次把中国列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俄罗斯和印度也曾“光荣”地榜上有名），质疑中国是否能向着美国指引的方向走。现在看来，不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而是美国自己。它心情不定，傲慢而慌乱不安。

　　其实，美国并不缺乏有识之士和战略家。最近，美国部分媒体和知名学者，包括前总统里根的特别助理道格·班多都在担心美国“步入险境”，批评美国政府插手南海问题，奉劝奥巴马在主权争端上“置身事外”，不要继续挑衅中国，应该与中国合作。美国学者蓝普顿日前更是表示，从根本上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对“主导权”的定位。

　　奥巴马再度上台后，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总结新世纪头十年的经验，也曾连续发表文章，大谈“春风得意的美国时代已经终结”。现在，美国人站在“高山之巅”，却感到有“些许寂寞”和“忧心忡忡”，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和自己。

　　其他如日裔美籍学者福山、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以及美国亲密盟国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他们也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发展中大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傲慢与偏见。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感到：如今的世道变了，美国的指挥棒不那么灵了；美国需要为自己寻找一个新的定位；这些变化目前虽然还处在“量变”过程，但十分引人注目。

　　这些反思并不是偶然的。随着国际大局势的变化，美国智库的观点在悄悄发生调整和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仍然在对中国“两面下注”。比如最近，负责东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又出面“示好”，说他并不认为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中美关系有着非常坚实的基础，非常光明的未来。本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期间，美方也明确表示，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方对南海主权争议不持立场，希望有关各方通过谈判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类似这样的表态，中国人民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什么时候，美国能认真倾听来自各方的中肯意见，做一个言行如一、“善解人意”和“欣赏世纪风情”的超级大国吗？在这关键问题上，美国应该“重新思考”的还有很多，很多。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