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

　　几年前听姚先国教授发言，至今记忆犹新。姚教授说，假定这个世界占20%的人做出了占80%的贡献，但也不能拿80%的钱，至多只能拿50%或更少钱，否则富人是混不下去的。

　　富人和穷人到底谁替谁打工挣钱，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难题。不过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马云在他的湖畔花园聚起17个合伙人，创办阿里巴巴，也就没有如今阿里上市后的那么多富翁；如果没有宗庆后当年踩着三轮车创业，也就没有今天的娃哈哈帝国；如果鲁冠球1969年没有领着6位小伙伴，在宁围办起农机修理厂，或就没有今天的万向集团。我想表达的，是从创业逻辑起点而言，总是得先有老板给大家打工，然而才逐渐聚起一大帮员工。至于随后，当然是谁也离不开谁。

　　举例来说，1957年，浙江农村人均纯收入是西部某省的1.4倍，1978年是1.5倍，2000年则是3.1倍。浙江发展手脚曾被计划经济捆死，农民收入难以提高。改革开放后就不一样了，首先是农民整体积极努力，其次是一大群农民把自己变成了老板，然后是浙江农民收入的大幅增长。

　　前些年，劳动收入占国民经济比重大幅降低。1983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短暂上升后，根据我的估算，从1983年56.5%下降至2011年34.2%。这些数据是否如此准确或可商榷，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幅度多达20个百分点左右，资本收入比重上升10余个百分点，应是可信的。劳动收入比重下降与资本收入比重上升之间，有着数个百分点差额，大致是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终于在2011年终结。2014年根据我的估算，劳动收入占GDP比重达到37.9%，比2011年上升3.7个百分点。数据准确性或可商榷，但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上升是确实的。因为从2011年以来，城乡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分别比GDP增速快0.2和2.1个百分点。这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更是中国经济的自我提升。

　　企业家群体给工薪阶层“打工”，从市场经济下的国民经济分配角度而言，或可理解为是常态。去年下半年有一部据说轰动全球经济学界的著作来到中国——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这部书一个重要内容，是分析资本收入占一些国家国民收入变化趋势。按皮凯蒂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从35%－40%，下降至20%－25%。这表明发达国家近100多年来国民经济分配，资本只能拿小头。

　　皮凯蒂忧心忡忡的是，20世纪末以来，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占GDP比重开始回升。但即使如此，英国和法国的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也不过仅回升约5个百分点，并未超越20世纪初水平。而我认为，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深化，持续推动这些国家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上升。随着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开始上升，资本收入比重开始下降，加之中国具有全球无可替代的最庞大劳动力群体，发达国家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上升的好日子，恐怕也该到头了。

　　中国经济当下一大难题是激发资本信心问题。今年1至4月份，全国投资增速回落5.3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增速回落7.7个百分点。这表明，我们可能正在遭遇资本消极。如何让企业家增强对于中国经济的积极预期，增加短期及中长期投资，是政府重大课题。而笔者浅见，这关乎财政货币政策以及政府服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