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功业贪尽毁，一分何求下九泉”——这是一巨贪的悔悟，但还没悟透。其实，求的本身并无原罪，关键是价值要合乎理性，在开展“三严三实”教育实践中有必要对此作点探讨。

　　这要从人类社会行动史说起。人猿揖别之际，人类第一个行动只是生产生活资料，满足生存第一需要。第二个是“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德意志意识形态》），不断产生和满足需要构成了人的规定。第三是两性关系衍进文明和家庭形成稳固。这就衍生出人类的第四个社会行动，即人们一开始就建构起由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生产所决定的物质联系。

　　正是上述行动，孕娩出人类的语言和意识。随着意识进化发展，产生了哲学、道德等形态，人类心智渐熟，理性日显。

　　所谓理性，概言之，就是人理智地支配行为的心性力量。经济学将理性定义为给定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偏好，强调目的与手段之间实现程度的最大化。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用价值和工具两种理性、情感和传统两种非理性的四种理想类型来摹画人的社会行动。

　　这里，价值理性行动就是对道义、尊严、戒律等坚定信念的执着追求，目标超越功利而指向理想境界，不计预见后果而追求行动大义，像历代志士舍生取义。这类行动就是用理想指引行为。儒家将“道”作为人生要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道”是指人生正道，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将“美德即知识”作为核心命题，强调理性知识在人的德行中的决定作用，成为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源头。

　　这种传统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加之新教伦理所孕育的资本主义精神，逐渐演化为工具理性：行动者对实现功利目标的手段进行筛选，对实施过程进行计量调控，保证所用“工具”工艺最优、成本最低，市场行为就充分体现工具理性。

　　毫无疑问，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它以强大的统合力量，将整个世界纳入理性框架，实现程序化和数字化控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行动的发展方向。

　　我国现代化进程起步较晚，社会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正向工具理性（追求工艺最优）没充分发育，技术文化不浓，生产粗放，连马桶盖都到境外抢购；另一方面，反向工具理性（为收益最大而外溢成本）野蛮地遮蔽价值理性，见利忘义如坑蒙拐骗污染环境，中饱私囊如权力寻租行贿受贿，成为“三不严三不实”的病原体。

　　那何以激扬理性力量呢？

　　一是增强核心价值理性。“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应遵循的理性价值。按照意识发展规律，须深入持久地向全社会灌输核心价值理念及其生发学理，进脑入心以模化思维；同时，全力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行动的强信号刺激生成核心价值理性精神，牢固树立起民族复兴的理想目标。

　　二是用核心价值引领工具理性。精神终究是物质的产品。与农业文明不同，工业文明嫁接市场，讲求价值：“……财富、财富……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恩格斯）显然，工具理性不可或缺，但不受控制的工具理性极易异化为图财害命。故而须高擎核心价值理性灯塔，照亮人生之路；须张扬合乎核心价值的工具理性，拓展生财之道。如是，价值和工具能相得益彰，能勃发创新，能人财两旺。

　　三是用核心价值统驭交往理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外，人的理性还表现于交往，即互动者借助语言进行解释磋商，达成理解和共识，旨在促进正和博弈。交往理性要求规则明晰、议题真实、言辞恰当、意向诚恳。这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共同行为准则，躬行“三严三实”，在行动中用工具理性推动创新，在交往中用价值理性营造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