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诗立

　　新常态下，功能优势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但成本优势仍十分重要。一定程度上，成本优势重塑亦是功能优势形成的重要前提和支撑。什么是成本优势呢？这里主要指通过低用工、用地、用水、用电、出行、税费等成本形成的优势，它是区域发展的基础性优势。该优势会随要素成本增加而弱化，但也可通过政府对资源配置方式优化与制度创新、政府与市场治理现代化等进行重塑。这对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的浙江来说，十分迫切而重要。

　　目前，浙江各城市均面临日益突出的发展成本高企压力，用地、劳务、融资、居住、出行、环保、行政管理等成本日渐增加，造成部分企业、人才向周边省市、中西部，以及东盟、南亚等境外地区转移，以致有“产业空心化”的隐忧。对此，既要清晰认识到发展成本整体增加，以及在部分领域较快增加多有着内在的规律，需冷静对待、接受；也需清楚发展成本包含因子较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重点厘清哪些成本可由政府科学控制，哪些成本需由市场主体决定，以便针对性地开展改革，重塑发展成本优势。

　　其中，用地成本偏高既与浙江人多地少、城市人口集聚步伐较快、城市空间布局与功能优化过程较长有关，也跟工业用地、公共用地与商住用地的供地比例结构、出让方式，以及已开发建设用地退出、流通、“改性”、转让等制度设计尚不完善相关。改革供地方式，如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降低工业园区与城市新区公共用地比例、实行工业与非工业建设用地相同招拍挂制度，同时结合“三改一拆”创新再利用办法，如降低“退二进三”门槛、已开发用地可通过产权交易中心出让等，将有助于控制用地成本增加。

　　类似，对用水、用电、环保等的成本偏高，新时期可通过PPP模式引入民营、外资专业公司，来激发市场竞争活力，实现有效降低。特别是对环保处理，可通过“政府有效监控+专业化市场运营”模式创新，来加强成本控制，提高处理质量。

　　出行成本控制，则可通过城市内部和城市群轨道网的加快建设、“公交优先”政策举措改革，如支持订制公交、微公交发展，健全公共自行车系统等来实现。居住成本控制，可通过保障性住房规模与结构的优化、供给与配置方式的完善等来实现。

　　至于用工成本，因浙江人才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市场竞争较充分，其增加有着内在必然性。但如何科学调整各城市最低工资指导线，如何完善社会保险金与个税缴纳方式，如何实现人才资本化等有效激励办法，则尚存较大改革空间。

　　融资成本则需结合浙江金融强省建设和金融创新示范省的争取，积极创新集聚创投基金、私募基金和中小金融机构，加快非银行类金融发展。特别要加强互联网金融培育壮大，以不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增进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融合度，来实现成本下降。

　　税收成本随着国家对税收减免管理越来越严格，以保证税收承担环境公平，而难以差异化降低。至于相关规费，浙江则正大力清理，总体负担还可望有所降低，以形成“浙江洼地”。

　　至于行政管理成本，目前浙江的城市多偏高，这可能与目前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较完善相关，也与行政管理碎片化、管理机构设置重床叠架现象突出等有关，需积极通过深圳、天津滨海新区等地“简政放权”方案的经验借鉴与复制推广，以及行政功能区划和行政流程的整合优化，来实现有效降低。

　　当然，具体到不同城市，发展成本构成会有所不同，需加快建构差异化的综合评价模型，来科学判断成本优势的存在领域与大小，以利于准确判断、动态调整成本优势，动态优化成本优势维护方略与路径选择，争取成本优势的可长期保持。

　　综之，成本优势减弱对浙江来说是大势所趋，但对其科学重塑仍十分重要，需主动深化改革创新，来实现科学控制，以更好吸引集聚中高端人才、科技、金融等要素及优秀企业、项目和团队，保障浙江持续创新发展的能力与活力。

　　（作者单位：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