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也许，并不是每个浙江人都能说出“基层民主”的确切含义。然而，透过发生在身边的变化，人们就会发现，浙江大地迸发的活力，不仅体现在经济转型发展，也体现在民主法治深入推进，为社会和谐有序、百姓安居乐业打下坚实基础。

　　“和谐社会本质上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只有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提高法治化水平，才能确保发展健康安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8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深刻概括了民主法治建设的要义。

　　从民主协商到开门立法，从司法民主到基层自治……8年来，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一项项带着浙江元素的基层创新实践，推动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立法，在公开后升华

　　关键词：开门立法

　　余姚的一名高中生王晶晶，生平第一次收到了两份官方文件，一份落款为“余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答复书，上面写着：“为防止房屋出现安全事故，各乡镇（街道）正在组织建立管理网络，我局将督促指导开展检查工作。”

　　更让她欣喜的是来自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批复，对她此前提交的“危房检测申报程序存在漏洞，建议修改现行法规”的建议，不仅肯定“具有较高的立法参考价值”，还表示，适时启动立法程序。她没想到，一份小小的社会实践报告，竟能“惊动”当地立法机关。

　　长期以来，浙江坚持把全面推进开门立法，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曾多次强调，支持人大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在继续完善经济领域立法的同时，着力加强社会领域立法。

　　这些年，我省立法走过的路程，正是一个从闭门决策到开门立法，让公众更多参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正是一条不断开拓人民群众表达利益诉求渠道，体察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之路——

　　2002年，“地方立法网”正式在我省开通，开国内省级人大主办立法类专门网站的先河；

　　2003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公民旁听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制度，开辟了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新途径；

　　2005年，我省率先通过网络视频全程直播省人大常委会会议，点击率高达105万次，收看者达22万人次；

　　2013年2月，省人大常委会首次面向全省公开征集未来5年立法建议项目，普通公民的建议也有可能列入立法计划。

　　目前，我省法规规章草案全部上网公开征求意见，并委托第三方起草行政程序立法草案；所有地方性法规项目、90%的政府规章项目召开专家论证会；建立了11个政府立法工作基层联系点，让立法更“接地气”……这些“开门立法”的新举措，让百姓感受到了尊重，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有效维护，自身权利也受到更好保护。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浙江百姓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发自内心。2008年，当时在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担任质量员的杨晓霞，成为我省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2012年，新当选的635名第十二届省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农民有131名，占20.6%，比上届提高4个百分点。

司法，在阳光下运行

　　关键词：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推进的一项富有创新性的工作。2006年4月，在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上，他明确指出，进一步推动各级司法机关坚持执法为民、公正司法，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此，浙江一以贯之地奋力实践，为构建开放、透明、公正的阳光司法机制提供先行样本。

　　前不久，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与以往不同的是，法庭上坐着的，除了法官和书记员，还有3名人民陪审员。最终，在陪审员参与下，这桩原本棘手的抚养权纠纷案迎刃而解。

　　近年来，在我省各地法院，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在宁波，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陪审员已有1110名，法院一审案件的陪审率达到98%。

　　去年，我省各地有2万多名预选人民陪审员，经专业培训后统一持证上岗。台州市椒江区星星瑞金科技有限公司的江西籍农民工周勇欣，成为其中一员。外来务工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标志着他们参与民主监督和社会管理的“壁垒”进一步消除。

　　我省基层法院还在全国率先尝试由当事人自主选择人民陪审员，让群众更主动深入地参与司法，使司法过程更透明，也更加公正可信。

　　与人民陪审员一样，人民监督员也成了我省实践司法民主的一大特色。2003年10月，我省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全国首批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的省份之一，包括省检察院在内的26个试点检察院共选任人民监督员308人。2010年，人民监督员制度实现全覆盖。

　　如今在我省，人民监督员不仅能对监督案件独立行使表决权，他们的意见也得到充分尊重。

决策，在恳谈时完善

　　关键词：民主恳谈

　　“国有资产为什么不好好利用？”“养老中心投入能不能再追加一部分？”……在观点交锋中，延续16年的温岭市松门镇民主恳谈会最近再度出发。

　　这一来自村落的民主恳谈，曾引来欧洲各国外交官现场观摩，被认为是“实现民主的一种途径”。从更大的视野看，这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民主载体，恰是浙江协商民主发展的一个缩影。

　　松门镇的村民至今记忆犹新：1999年6月，镇政府举办“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论坛”，各部门负责人现场解答村民提出的问题，既交流思想观点，也解决实际问题。此后，这一做法不断深化，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鼓励和支持，他在接受《求是》杂志记者采访时说：“民主恳谈会创新了新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与群众的沟通和对话的途径，密切了党群干群之间的关系。”

　　不仅是松门人，富裕起来的浙江农民有一个迫切的希望：“我们不仅知道政府要干什么，还可以决定该不该干和怎样干。”而以习近平为“班长”的省委班子，在浙江改革开放的先行实践中，早已敏锐地意识到，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随着实践的不断推进，民主恳谈会仍在进一步深化，并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党外走向党内，从松散走向规范，从提意见建议、解决个性问题向解决区域全局性、关键性大事转变。

　　温岭市新河镇镇政府为解决当地非公有制经济劳务纠纷，受民主恳谈的启发，探索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不仅使工人工资稳步提高，还极大缓解了当地“用工荒”。

　　如今，发轫于温岭的“民主恳谈”引起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农村涌现出诸如“民情夜谈会”、“民主决策五步法”、“村务大事票决制”等经验，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丰富“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

　　这些富有乡土气息的基层民主建设样本备受关注。目前，我省余杭、余姚等8个县（市、区）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市、区）”称号；杭州、宁波等16个市（区）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市（区），数量居全国第一。

民意，

在参与中表达

　　关键词：基层自治

　　桐乡市高桥镇有一条贯穿南北的桐斜路，窄小拥挤，但因被征迁的个别居民要价过高，拓宽工程长期搁浅。镇政府把这件事交给新成立的百姓参政团讨论。经过一番理性讨论，大家很快达成共识。

　　参政团成员包括当地有威望人士和利益相关者，多为10至12人。“打开大门让老百姓参政议政，为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使决策更科学。”这是高桥镇干部最深的感触。眼下，这场以“德治、法治、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新实践，正在浙江迅速展开。

　　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才能更好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回答《求是》杂志记者提问时指出，要全面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尊重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依靠群众自身的力量做好群众工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扩大群众对政务、财务和其他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

　　在今天的浙江，基层自治不仅清晰可见，更真实可感。

　　2014年，我省成功换届的27866个村中，凡是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都须依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实际，经全体村民讨论制定；村里财务，村委会都要向村民公开，接受监督；经村民民主评议不称职的村干部，要按照程序进行调整。

　　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并全部“升级”为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将综治、司法行政、信访、警务、安全生产等资源有效整合，体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另一方面，着力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引导群众依法通过社会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充分释放参与平安建设的正能量。目前，全省87个县（市、区）建成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

　　而今，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新风也吹进了互联网——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与“键对键”沟通有机融合，各地的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宁波市镇海区推出了网络问效平台，象山县建立了网络民情会办中心，杭州市上城区“紫薇原点·红淘服务站”则开网店提供便民服务。这些网络平台，成为汇集民意、反映民声的绿色通道，促使政府有关部门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效能。

　　如今，这场波澜壮阔的基层民主实践，仍在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