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人士13日说，美国驻华公使康达（英文名丹尼尔·J·克里滕布林克）已经被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

　　选择对日外交起家的知华派新谋士充实智囊团，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有哪些新意？

奥巴马新谋士

　　韩国联合通讯社13日以华盛顿外交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康达将接替奥巴马现在的亚洲事务高参麦艾文（埃文·梅代罗斯）。

　　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国官方证实。不过，从韩联社先前报道美国涉及亚洲事务、尤其是中日韩三国的高级官员职务变动看，这类报道可信度一般较高。

　　现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2013年开始履职，他先前是兰德公司中国问题专家，研究以安全和军事为主，他曾经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担任访问学者，同时在外交学院担任兼职讲师。

　　麦艾文200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中国新外交》一文，曾经引起广泛关注。他在这篇与人合作撰写的文章中说，中国的外交正在经历从受害者心态到大国心态的本质转变。文章评论说，大国关系逐渐占据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中国越来越把本国利益看作与重要大国利益趋于一致，中国开始强调大国之间需要“共同承担责任”，并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中国要“有所作为”。

　　2004年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访问时，麦艾文再次表示，“中国人在外交上更娴熟，更聪明了，他们更会通过外交手段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外交官当然要尽其所能来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我不认为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是你输我赢的游戏，美国国内有一些人在谈论外交上更成熟的中国时将美国边缘化。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心是对的。而把这一论调推到极端，我觉得是错误的。”

对日外交起家

　　与学者出身的麦艾文不同，康达是职业外交官。他1994年进入国务院，曾两次在日本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常驻，在札幌美国总领事馆以及科威特各常驻一次，他以前还担任过负责近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幕僚助理。

　　据报道，康达过去1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涉华工作。

　　2006年至2009年，康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政治处任职，其中两年担任内部政治事务科主任；2009年至2011年，康达在美国务院担任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其中4个月担任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

　　2013年7月，康达出任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驻华公使。同年11月时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宣布辞职后，康达作为临时代办，代行大使职务，直至现任大使博卡斯（马克斯·鲍卡斯）次年3月履新。

　　康达会汉语和日语两门外语，他与日裔妻子奈美育有两个孩子。

　　康达拥有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文理硕士学位和内布拉斯加州立大学（科尔尼校园）的文理学士学位。

意在亚太战略

　　鉴于康达长期从事对日、对华外交的履历，分析师说，如果属实，他有望与美国“再平衡”战略幕后推手之一丹尼尔·拉塞尔分别在白宫和国务院担任奥巴马最后两年任期内亚洲政策的主要谋士。

　　拉塞尔长期在远东工作，是奥巴马政府中为数不多的、自始至终活跃于外交一线的专业资深外交官。

　　长期以来，拉塞尔主张在远东奉行积极、稳妥的外交战略，认为远东和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战略重点所在，美国应将战略重心从欧洲和中东转移到亚太和远东，加强与远东同盟国间的关系，深化和东盟等地区多边组织的联系，并和该地区新兴大国（如中国）扩大合作。

　　在任职助理国务卿前，拉塞尔在美国外交或涉外系统任职28年，被认为是“出色的国家外交政策执行者”，具有务实、稳健和缜密的作风。观察家们公认，他是奥巴马下决心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决策的关键人物。奥巴马在提名他就任各关键职位时都表示，相信拉塞尔“能凭借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出色的奉献精神，胜任新职位”。

　　拉塞尔是美国外交官中较早提及“重新界定与亚太新兴大国间关系”的人，他曾多次表示，美国应探索并建立和新兴大国合作的新模式。他也是美国外交官中强调“加强与远东同盟国关系”最多的人士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说，康达是做对日外交起家的职业外交官，熟悉日本，相对亲日。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选择康达作为亚洲政策高参，符合奥巴马政府眼下加强美日关系的政策倾向。

　　刁大明介绍，康达与美国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在亚洲政策上是“一个路数”。拉塞尔也是“日本通”，曾在美国务院主管日本事务，担任过驻日本大阪—神户总领事，2009年至2011年在白宫国安会主管日本、韩国和朝鲜事务，后转任总统特别助理和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2013年7月出任现职。

　　不过，刁大明认为，康达曾在中国常驻多年，同样熟悉中国，奥巴马招他入白宫，相信也是希望多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如果康达出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显示奥巴马最后两年任内的亚洲政策偏向日本，同时兼顾中国。

　　采访中，不少美国专家表示，美中关系是重要的双边关系，需要进一步加深美中双方的相互了解，推动两国在不同领域的政策对话和务实合作。如何增信释疑，是中美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而如康达这样的知华派专家可以为美国政府制定亚洲战略提供重要参考。

　　其实，美国不乏知华派专家，他们广泛分布于美国高校、智库、政府和军方。那么，他们如何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

　　“旋转门”机制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通过“旋转门”，美国政府可以吸收智库学者担任要职，而决策人员退隐之后也可以进入智库从事研究工作。奥巴马政府中就有不少人来自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任主任杰弗里·贝德在奥巴马首个总统任期内的近一半时间里，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这一要职，全权负责制订、协调对华政策事宜。贝德虽然在2011年重返学界，但其政策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

　　除“旋转门”机制外，知华派专家还可以通过参与政府或国会的涉华报告撰写、参加国会的各类涉华听证会等方式向政府传递观点，通过出版物、媒体等扩大影响力。

　　此前有外媒报道，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问题之一是，包括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在内的中国团队的多个关键职位目前是由没有对华政策长期经验、甚至没有在政府内的长期工作经验的“年轻人”担任的。康达的新岗位或许会改变这一现状。

　　今后，康达要就亚太事务向奥巴马建言，也要对外阐述美国政策。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