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他们的命运对这个世界并不重要。但这些被告曾经代表了一场暴力的浩劫。这浩劫，即使在这些被告本人化为齑尘的多年后，阴影仍将在地球上四处游荡。因此，我们现在的行为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意义。”

　　——美国法官罗伯特·杰克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党的残暴法令下，德国军队和警察杀害了欧洲各国至少2000万的平民，其中有600万手无寸铁的犹太人。

　　二战虽然结束，但是如何处理罪孽深重的纳粹分子却在同盟国内部引起激烈争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认为必须举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尖锐地指出：“如果你们认为在战胜者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可以任意处死一个人的话，那么，法庭和审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因为法庭建立的目的原本就是要让人服罪。”这位雄辩的法官最终说服了所有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也随之诞生。

　　1945年7月至8月，欧战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首脑聚首柏林西南哈韦尔河畔的波茨坦，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设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条款。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及法庭的机构、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苏、美、英、法四国签署的《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进一步规定，由四国各指派一名法官和一名预备法官组成国际军事法庭，对无法确定其具体犯罪地点的纳粹德国首要战犯进行统一审判。

　　1945年10月18日，国际军事法庭第一次审判在柏林举行。1945年11月20日，又移至德国纽伦堡。之所以选择纽伦堡，是有其深刻含义的。1935年，纳粹就是在这里举行了以“血统和种族”为中心议题的“自由的党代表大会”，并通过了臭名昭著的种族歧视法案《纽伦堡法》，从而开启了对犹太人迫害的序幕。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时间距离二战结束只有短短的6个月，纳粹德国政权已经崩溃，但纳粹的阴魂尚未散去。当时的德国，民众尚未从数十年的精神管制和理论荼毒中清醒过来；许多党卫军死硬分子虽然消失在人海中，但仍蠢蠢欲动，企图伺机东山再起；纳粹的精神遗毒仍闪烁在德国儿童不服输的眼神中，隐藏在一些德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或者披上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自己虽然参与了战争，但只是作为一名德国公民履行自己保卫祖国的义务而已，不是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什么比审判，比法庭证据展示、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的真相了。纳粹案犯极其盟友说这个审判是“胜而为王者的正义”。罗伯特·杰克逊却说：“在这个护栏前，真正的起诉者是人类文明。”

　　1945年11月20日，经过精心准备的纽伦堡审判开始了。

　　审判席上，8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端坐在那里。前苏联的法官身穿褐色军装，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是身穿黑色长袍。

　　上午10点整，国际军事法庭的首席法官、英国上诉法院大法官杰弗里·劳伦斯敲响了法槌。纳粹战犯们由荷枪实弹的宪兵从大厅侧边的一扇小门里，押上了审判厅中央的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名记者在现场飞快地记着笔记，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审判。

　　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另外几个高级纳粹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到1945年11月20日，被同盟国认定的23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而其中一人身患重病，不能到庭，最后只有20人坐上了被告席。

　　开庭后，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开始发言：“尊敬的法庭，人类历史在这里第一次通过法律程序审理和平的罪人。我们之所以特别要这样做，因为它所要昭示的是一个明确而不言而喻的义务。我们将要对其进行宣判和惩处的罪行是精心策划的，邪恶的，带来的是毁灭性的后果。人类文明无法容忍对这样一些罪行的漠视。”

　　杰克逊继续宣读着证据和证词，其中写道，因为被怀疑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集体杀害；他还引用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报道，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把数不清的犹太人赶到简陋的小屋子里和下水道里然后实施爆炸。紧接着，苏英法等国起诉代表陆续发言，起诉书中所罗列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听者无不为之震惊。

　　法庭在审判期间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有组织的、残忍的杀戮令人震惊。

　　对德国人来说，纽伦堡审判是一次精神上的震撼。许多原先仅仅是道听途说，忽略的或被矢口否认掉的，在这里都变成了声文并茂的事实。审判的每一天都为他们竖起了一面罪孽的镜子。

　　1946年1月3日，原冲锋队司令迪特·威斯利塞尼供述了与大屠杀组织者阿道夫·埃希曼之间的一场谈话：“我完全清楚，这样一道命令将夺走上万人的生命。我对埃希曼说，上帝保佑，我只希望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要有机会用我们今天处理他们的方式来对待德国人民。埃希曼认为我不应当这么充满感伤，他说这不过是一道命令，命令就得被执行。”

　　1946年4月16日，原奥斯维辛集中营总司令，后来居然还受到国防部委任的鲁道夫·霍斯出现在审判庭中。他感情毫不波动地承认，在奥斯维辛“至少有25万人”被带进了毒气室，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最后的牺牲者之路。

　　经过216次开庭，审判于1946年10月1日结束。法庭对被告进行宣判。赫尔曼·戈林（纳粹德国政权第2号人物，空军总参谋长，国家元帅）、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第二任外交部长）、威廉·凯特尔（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陆军元帅）、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第二任中央安全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党思想领袖，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汉斯·弗兰克（纳粹党司法领袖，波兰占领区总督）、威廉·弗利克（纳粹党立法领袖，内政部长）、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反犹刊物《前锋报》主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陆军总参谋长，陆军上将）、弗里茨·绍克尔（冲锋队和党卫军将军，劳工事务全权负责人）、赛斯·英夸特（奥地利总督，荷兰占领区总督，希特勒死后任外交部长）、马丁·鲍曼（希特勒秘书，希特勒死后任纳粹党党务书记）等12人被判处绞刑。其中马丁·鲍曼缺席审判，据说他早已死亡。

　　鲁道夫·赫斯（国防委员会成员，纳粹党书记处负责人，希特勒第二继承人）、埃里希·雷德尔（第一任海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成员，海军名义总监）、瓦尔特·冯克（政府新闻总署和宣传部负责人，德国经济部长，战争经济全权委员会负责人，德国国家银行总裁）等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拒绝一切赦免请求，也否决了戈林和两位将军要求以枪决代替绞刑的申请。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纽伦堡监狱的操场上，被判处死刑的纳粹战犯被执行绞刑。当时没有民众在场，只有十来个官员。战犯们的双手反剪，头上被套上黑色的罩子，绳索套在脖子上。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第一个登上绞刑架。戈林在行刑前两小时，瞒过看守，吞服氰化钾自杀身亡。

　　在此之后，国际法庭还举行了12轮审判。这些审判全部由美国文职法官主持，起诉的主要是为第三帝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在后续的法庭审判中，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不过最终只有469名战犯被执行。

　　为了关押这些特殊的犯人，同盟国决定在西柏林建立一个专门由军队管理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苏美英法四国各指派一名监狱长进行管理，四国各派30名卫兵进行看守，相关经费全部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

　　随着岁月的流逝，监狱犯人因为去世或刑满释放日益减少。到1965年，能容纳600名犯人的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只剩下了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一人，看守他的则有4名监狱长、1名监狱牧师、17名文职人员、20名军官、33名士兵和4名医生，关押费用一天约1万德国马克。鲁道夫·赫斯由此成为世界上享受待遇最高也是最孤独的犯人。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中自杀身亡。他的死，是个谜。赫斯死后，施潘道盟国军事监狱立即被拆毁了。

　　纽伦堡审判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侵略战争的组织者、阴谋者、煽动者和计划执行者进行的国际审判，开了将战犯押上国际法庭接受法律惩处的先河。这次对战犯的指控是以指导战争行为的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为依据的，它作为国际刑法史上第一案例将永载史册。

　　这场审判提出了人类道义等深层次的问题，并首次出现了“危害人类罪”和“反人道罪”这两个罪名。

　　纽伦堡审判虽然清算了纳粹体制，达到了暂时的目的，但纽伦堡法庭最理想的目标——使战争成为非法，为审判侵略战争提供一个国际法庭——引起了持续到今天的争论。然而，无论如何，纽伦堡是国际关系法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为当代世界留下了一套处理战争问题的行为准则。 （据新华社、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