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治理相得益彰，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乡村治理依赖于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的人口数量，发挥了制度优势。然而，随着农村市场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的深度影响，数以亿计的庞大人口流出农村，流入城镇，农村社会基础已发生了深刻变化。

　　针对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面临的新问题，必须采取多举措吸引人口回流与人才引进，增强乡村主体治理能力；壮大村集体经济与财政投入并举，增强乡村治理资源供给；做好文化的传统与现代过渡接续，消弭乡村治理观念冲突等途径，来强化乡村社会治理能力，推进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治理要研究传统文化

　　朱启臻：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中国农村社会学会副会长

　　绍兴的经验已经成为一个体系，而且有可操作的经验。我想绍兴乡村治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已经找到了一个乡村治理良方。

　　农村空壳化，乡村在消失，这是中国的问题。农村凋敝有没有办法来制止？看了绍兴的经验，我觉得办法还是有的。比如说乡贤群体的发现利用，这有效地给农村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绍兴的整个乡村治理的体系非常完整，有组织建设、社会建设、能力建设、文化建设。重建乡村文化应该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习总书记讲要让老百姓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什么是乡愁？我的理解就是想家。

　　乡贤就是浓厚的乡土概念和无尽的热爱。我们要正确地对待乡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绝不是离开了乡土文化的空中楼阁。乡村治理要研究传统文化这个问题，使它对社会的和谐、人的行为的约束产生作用。

　　乡村治理应回归常识与常态

　　张玉林：南京大学教授

　　不论是乡村治理，还是整个国家治理乃至于全球治理，我觉得一个最朴实的问题是如何回归常识、回归常态。

　　绍兴的治理经验都提到了回归，回归主要是乡贤的回归，从越商到越贤是一个极大的提高。从原来只关心经济或发展，到现在的文化，到综合的发展。

　　今天我们谈乡村治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居住地或者说我们的家园放在何处？这也存在回归常识和回归常态的问题。城市也好，乡村也好，我们要回归它的原点，应该是一个社区。讲到社区的时候，我们要谈到熟人社会。因为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信任，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打破头。但面对陌生人的社会，那样的人际关系，包括官民关系完全靠法律来维系。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村庄，这个家园不一定都要变成城市，而是自然而然地发展、演变、美化，这样比较好。

　　注重农村80后、

　　90后的利益诉求

　　肖立辉：中央党校教授

　　绍兴注重把乡村治理的一些做法标准化，我觉得有三个特点：一是成熟，二是可持续，三是可复制。

　　绍兴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当中比较注重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绍兴乡村治理的文件写得非常好，从执政党系统、公权力、政权，到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的全面参与，再到制度的制定、执行、监督，非常全面，也具有可操作性。

　　绍兴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当中非常注重历史传统资源的运用。特别是乡贤会，起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作用。乡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血太多，乡村治理过程中精英的力量太弱了，而绍兴的乡贤会就是补血的过程。

　　绍兴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当中，也非常注重对群众问题的回应，能够体现出绍兴市委、市政府在推进乡村治理过程中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今后的乡村治理中，我建议绍兴更加注重80后、90后等年轻一代的利益诉求。只有抓住他们的利益诉求和表达利益诉求的方式，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才更加具有针对性。

　　让社会自主地成长

　　马宝成：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乡村治理现代化应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第一，适应乡村民主政治的要求；第二，适应乡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适应乡村文化发展的要求；第四，适应法治的要求。如果我们的乡村治理适应了这四个方面的要求，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实现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在实现基层群众对公共事务有效参与的方面，我看到绍兴在民主决策、阳光监督特别是利益诉求表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说民情通，我觉得非常好、很细致。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让社会能够自主地成长。这需要支持和发展乡村社会组织，实现政府公权力和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绍兴在这方面有很多体现。譬如社会化评价，其实就是增加社会和政府之间有效互动的措施。

　　乡村治理，还要适应乡村文化发展的要求。这在绍兴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是着力最多的方面。比如乡贤会，让他们在绍兴乡村治理当中发挥作用，这方面绍兴走在了前列。

　　三个方面推进乡村治理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绍兴要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试验区，这是一个很大的抱负和雄心，也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地方要做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试验区。

　　今天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农村的差异很大，怎么样探索适合自己情况的办法来进行实验，我觉得在三个方面比较重要。

　　第一，整个城市化背景下，人才不断地流出，我们的村庄建设就一定要着力于村庄总体的建设，注重社区的营造。

　　第二，基层治理现代化要理顺和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绍兴的民情通，形成了一种工作机制和组织机制，来解决乡村治理不顺畅的问题。在这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杭兰英，她不仅是个人，背后还有一种制度，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问题，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矛盾调解不出村、信息咨询不出村，这就是服务的理念，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第三，激发社会的活力，进行文化治村。绍兴的乡贤会，利用乡贤来筹集资金，形成村庄内部的力量，不是政府来包办代替，而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建设，真正地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这就为基层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活力。

　　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

　　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全面深化改革，为提升“枫桥经验”提出了新要求。“枫桥经验”的提升部分要落脚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创造上。“枫桥经验”有的要传承发扬，但是更要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坐标，讲好现代版的“枫桥故事”。

　　怎么来打造它的现代版？

　　一是进一步在乡村社会治理中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真正使党起到战斗堡垒作用；

　　二是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发挥德治对乡村社会的特殊作用，乡村治理主要不是靠治理，大量的村民矛盾都用法律来解决的可能性很小，大量的还是要通过乡规民俗来化解；

　　三是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形成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这个在乡村当中当然也会有所体现。包括乡贤的力量，这些都应该在乡村的治理当中发挥作用，而且是发挥主体作用，这些主体需要形成一种合力；

　　四是让村民在乡村社会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获得更多利益和更大实惠。

　　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

　　范忠信：杭州师范大学教授、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治理现代化，要实现法治、德治、自治三者并举。自治就是乡村的法治，村民自治就是乡村的法治，还包括德治。乡村治理模式的进一步改革，要从贤人治乡模式向法治型的自治转换。我们要用贤人治理作为一种过渡，借助他们的力量来推动村务民主集体决策、村务公开，推动纠纷进一步解决的机制，推动乡村权力、责任法治化。

　　在具体的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在基层和乡村社会里健全社会自治组织、民间自治组织。怎么样让现在在乡村生活的老百姓，感觉自己在这个空间里哪些东西是共同的福利、共同的麻烦、需要共同解决的？比如说，我们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有宗亲会、家谱理事会、外来人员协会、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协会、乡村环保协会、乡村纠纷调解组织，还有乡村社会互助组织、扶贫帮困组织。既然这个空间是我们共同的空间，那么就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即使没有上层的统一安排，也会想办法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力。这种合力，对乡村自治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资源。

　　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

　　吴锦良：浙江省委党校教授

　　绍兴提出乡村治理现代化试验区建设，有非常好的基础。“枫桥经验”经过这么几十年的积累，一直是高高飘扬的旗帜。绍兴前期也有大量成功的探索和经验，比如八郑规程、乡村典章这些，层出不穷。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应当有进有退。进什么？首先是乡村发展的规划，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强化，三是社会力量的培育。在有些地方，政府也要有退的理念，治理就是大家要合作共事、共治。我们很多事要让其他人来参与，只要社会能做的事，政府尽量靠边站、尽量退，社会做不了的，但是又必须做的，政府守住一个基本的责任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