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村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原有的同质均等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村民的利益诉求怎样弥合？自发组建的群众组织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作用？如何整合不同力量的社会资源协同共治？在绍兴，有一大批原本深藏不露的乡土人才、草根达人通过当地的一项“万人计划”成为农村大小事的“智囊团”，活跃在乡间。

　　村民利益无小事，乡村治理纷繁复杂。除了乡镇政府、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外，如何让更多村民拥有主人翁意识，提升对村庄事务的热情，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

　　2013年初，绍兴开始了探索。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民间人才“万人计划”，活跃在乡间的各类人才和能手，或积极宣讲各项政策，或纾解干部与群众心结，或为新农村建设出谋划策，成为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走村串巷多，

我把民情收

　　下午3时，绍兴滨海新城沥海镇舜海村活动室里，72岁的黄柏荣吹响唢呐，同样来自舜海村的另外几位村民有的敲响了大鼓，有的拉起了板胡，共同演绎了越剧名篇《龙虎斗》。

　　黄柏荣年轻时开始担任村干部，一干就是20年。不做村干部后，他专心钻研起自己的兴趣，吹吹唢呐，拉拉板胡，换一种方式依然奔走在乡间。2013年，他被评为了沥海镇三星级曲艺类民间人才。

　　以黄柏荣为首的吹打班子，是个乡村兴趣班，没有固定的人员，也没有固定的场地，只要你愿意唱、愿意听，都可以来到舜海村里哼上两句。“我们经常去各个村里吹拉弹唱，也有人请我们去寿宴喜宴上唱两出。”黄柏荣说，后来镇里举行文艺活动也叫我们去表演，观众最多的时候能有上千人。

　　“拉拉琴，听听戏，牢骚委屈说一通。”黄柏荣说，人们聚在一起，不仅为了个兴趣，也是借此聊聊身边事，话话家常。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柏荣便成了“民情收集站”。“做村干部时累积的经验告诉我，村民对村两委或者乡镇政府的不满意往往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的，一次两次是牢骚，多了就成了解不开的心结。”

　　舜海村是一个库区移民村，上世纪90年代末小舜江供水工程开工后，村民陆续离开家乡来到沥海镇，一直以农业为主，村集体经济较为薄弱。近两年，美丽乡村建设启动后，舜海村里的建设多了，村民的不解也跟着多了。

　　“村里哪来这么多钱？”

　　“挖路埋管子，土堆在一边，路都没法走了。”

　　……

　　每每听到村民生气地抱怨，黄柏荣都把事情记在了心里。经过向镇政府和村两委一番了解后，他一边和村民解释这是上级财政出钱整修道路，为了我们将来出行更方便；一边跑到村两委，让他们把挡路的石子、泥沙挪一挪，给老百姓腾出过道。

　　为此，黄柏荣还写了首歌《舜海明天更美好》。“我村变化不得了，上级拨款来改造。地下管道有五种，水电煤气加监控。生活污水户户通，雨水管道入河中。地面道路要重浇，房前屋后种花草……出面墙头漆涂料，以后舜海更美好。”当黄柏荣唱起时，用的依然是越剧婉转悠扬的音调，那是村民最熟悉最爱听的声音。

　　记者评论：“我为乡村建设鼓与吹，消除沟通梗阻与断层。”利益诉求渠道在哪里，村民办事门朝哪儿？不在会议室，不在村委会，应该在随时随地的沟通中。无论是聊天长廊还是问政平台，为村民提供乡村治理事务讨论的平台和场地，让矛盾消除在干部和群众的交流互动中。

乡间调解室，吃茶可消气

　　俗话说：“百姓百条心。”在晚清至民国期间，绍兴市就有许多茶馆。在这里，人们除了谈生意、会亲友外，还有一种“吃讲茶”的民间调解之风。民间发生了纠葛，还未到打官司的地步，当事人双方便邀约有调解能力的长辈，在茶馆里摆开马头桌，讲事评理。

　　如今，茶馆不去了，改去上虞长塘镇“樊新放民间调解师工作室”。

　　“打官司要花钱，你们来到我这里，不花一分钱，我还泡茶给你们喝。” 原本争吵不休的两家人，因“四星民间调解师”樊新放这一句话，都住了嘴。

　　52岁的樊新放已经在长塘镇警务室工作20多个年头，现在担任镇警务组长，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民间调解师，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土地和经济纠纷等都是他调解的范围。

　　“调解时间久了，村民遇到矛盾纠纷，都会找我了解情况做工作，大伙都相信我。”2013年7月，由政府支持、樊新放带头的民间调解师工作室正式成立，共有8名调解师，其余7名也都是“三星级调解师”。工作室主要采取坐堂接诊式、预约门诊式、集中会诊式的‘三诊式’管理方式。每次接到村民反映情况，调解师们都会及时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将村民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激化，促进邻里和睦相处。

　　“调解要看人，有人是为钱，有人为出一口气。”樊新放说，多数情况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吵架的时候谁也不愿意在嘴上吃亏。我和另一位调解师陆小毛就把两边人分开，让他们自己先说说自己不对的地方，心里承认了自己的短，自然嘴上也硬不下去了。

　　“也有人只为多要些经济补偿。”樊新放给我们讲了一个案例。去年，桃园村埋污水管，挖地经过一周姓人家的承包地，周家人想得到更多的面花补偿，也就是地上种植物的补偿；而包揽工程的老板却认为给的补偿并不少。周家人怕村干部袒护老板，于是找到了樊新放。樊新放去到现场丈量计算补偿后和周家人说道起来：“如果都像你一样，挖到谁家的地就多要一笔钱，那村里的工作还怎么开展，再说，大家伙儿都看着呢，你也不想被人家说你们家漫天要价吧。”就这样，工程最后得以顺利进行。

　　调解室的书桌上堆满了治安条例、劳动法、刑法等各方面的法律书籍。“现在，老百姓都懂一点法律，却只愿意看到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我们工作室就是希望能在化解矛盾的时候，也让老百姓多懂点法律，多顾及点公共利益。”

　　记者评论：“社会组织添力量，公共精神驻心间。”近年来，很多地方尝试建立以乡村精英为核心力量的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这种社会组织由政府积极扶持和培育，一方面活动于基层社会的公共领域，与基层社会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在政府主导的地方治理结构中生存发展。这种介于官方与民间的新型社会组织正逐渐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乡村公共治理职能，应对乡村治理危机。

当代新精英，协同来共治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精英，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区别于一般民众，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知识的拥有方面也占据优势。如今，随着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乡村精英大多走出乡村，留在农村的群众也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

　　“老百姓只有找到归属感、自豪感和身份感，参与乡村事务才有主动性。”绍兴市委组织部人才处濮建华说，文体艺术类、生产生活技术类、经营管理服务类、特色产业类，只要有一技之长、一项爱好，并能获得群众公认，就可能被评为民间人才。像理发师、木匠、泥水工、生产一线操作工，甚至锡匠、补碗工等，都进入了评选视野，人人皆可成才。

　　上虞盖北镇地处虞北平原东北部，紧靠环杭州湾产业带。工业园区的快速发展为盖北集聚了1.6万名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居民，由于他们的生活习惯、脾气个性各不相同，且多以老乡聚居，所以彼此容易产生摩擦。

　　如何既能关注新居民的情况，又让他们能对本地有融入感？盖北镇建立了“以外管外、以外促内”的新居民自我管理模式。赵思军便是自我管理模式中的“守望者”，负责缓解新居民之间、新居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隔阂。像赵思军一样文化素质较高，平时信用记录良好并有一定威望的新居民都成为了“守望者”，并获得了星级民间人才的荣誉。

　　“现代意义的乡贤，既有因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本土精英，也包括因求学、致仕、经商而走入本地的精英，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农村投资创业的外来精英。他们具有人缘、地缘的优势，具备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文化道德修养，能更好地参与到辅助基层治理的工作上来。”负责上虞各级乡贤参事会组建工作的政法委基层科钱陆军说。

　　截至去年底，绍兴市共评鉴产生各类民间人才64.9万人，全市50%以上的家庭有成员获得民间人才称号。而绍兴市计划让全市80%左右的家庭有成员获得民间人才称号，并培养选拔五星级、四星级民间人才10000名以上。

　　濮建华说，民间人才具有知识、经验和专长，在群众中享有良好的威望与口碑。这一数量庞大的民间人才队伍活跃在乡间，对消除隔阂、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增强凝聚力起到很大作用，基层社会治理也能由“管控压缩型”向“激励引导型”积极转变。

　　记者评论：“都说治理主体是精英，如今村民人人可成才。”历史上的乡绅治村是一种典型的权威政治，而当下的能人治村尽管具有权威政治的性质，但它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是村民群众作为村庄自治权力主体的体现。培育乡间人才，就是培育更多的能人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在选举、监督村治过程中更加广泛地代表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