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写过一篇“看病贵是因为人贵”。那么贵的人，由另一个更贵的人来治疗，费用怎么可能便宜呢。前些天与王克春教授一起讨论他的医改新思维大作，突然觉得“看病难”又何尝能解决得了。

　　当年乔布斯需要换肝，而在美国不管你是谁，重大疾病治疗都得排队等候。原因很简单，病人常有而肝不常有。按正常顺序，乔布斯得等一年多，但他等不了那么长。疾病改变了乔布斯的行为标准，最后终于设法提前争取到了健康肝脏。那个来自一位年约25岁、死于车祸男子的新鲜肝脏，让乔布斯多活了一年多。所谓排队，在中国即可理解成“看病难”。这么发达的美国，这么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大人物，这么有钱的超级富豪，也不是想治疗就能得到治疗的，这难道还不能算是人世间一大“难”吗？

　　病人常有而名医不常有。所谓“看病难”，在中国更主要的，是难在大医院和名医这个关节点上。通常小病小痛，病人不会有太高要求，甚至可以自行去药店买非处方药。即使是处方药，药店有时也会设法卖给你。至于挂号、候诊、划价、付款，排各种队等所谓难，只要认真对待，设计好程序，采取信息化手段，没什么大难，现在这些方面已有显著改善。问题是大病和疑难杂症，就比较麻烦。

　　小医院和小地方的大医院，对于大病和疑难杂症，通常缺少足够治疗能力。如果真信了他们，有时不仅误诊，还可能把珍贵的您给治坏了。去年我太太住院，相邻病床的女孩，就是让当地骨科医师给治坏了，不得已只能来杭州。我一位同事的家人，体内脏器得了一种莫名的病，虽然他们家在经济发达的地级市区，但那边根本治不了，只能来杭州，而杭州也差点，最后只得去上海。

　　难就难在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难就难在名医总是一号难求。问题严重性显然在于，重危病人增长速度通常总是高于大医院增长速度，通常总是高于名医养成速度。看病难由此而生，成为无解的难题。

　　大医院和名医发展还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我们当前存在着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较低问题，存在着医疗卫生发展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较大问题。如我省仍有一些县市因缺少财力，公立医院建设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大城市的大医院更是受体制机制的制约而难以有相应发展。因为小地方的大医院，由于医疗技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一般而言，不太可能具有治疗大病和疑难杂症能力。因此小地方的人们一不小心得了那些病，仍需到大城市的大医院求诊。

　　退一步说，即使漂亮大楼建起来了，缺少名医仍不可能有较高医疗水平。名医是很特殊很稀缺的社会资源。一代名医的成长，取决于其从小就有的名医梦、环境机缘和长期努力。一位名医朋友跟我说，绝不让孩子当医生。医生激励机制也正在向传统“大锅饭”回归，高度紧张的医患关系令优秀学子对学医望而却步，那些最美好的憧憬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缺少名医，病何治兮。

　　病人增长速度却在加快。第一是人口增长；第二是收入及医疗保险水平提高，原本治不起病的人都能去治了；第三是老龄化，老龄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大病和疑难杂症病人将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第四是环境恶化导致大病和疑难杂症加快增长。

　　人们对于自己的健康有着近乎无限的需求，而供给总是有限的。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克林顿时代以方案被否告终，奥巴马作出多项重大让步才得以险胜，但仍争议不断。当我们企图以简单化的单边主义式思维来推进医疗卫生这一复杂系统改革时，用一些简单而会令人高兴的词句来诠释政策和未来，或将遭遇更多难点，最后受损的却总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