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飞进

　　作为我的大学老师，刘乃雄同志在我的心目中既有磅礴挥洒、无私奉献的无疆大爱，也有倾心培育、润物无声的细微真情，不仅在司法实践领域谱写了平凡而又不凡的人生，而且作为一名法学教师在三尺讲台上收获了桃李满天的自豪。作为学生，我从刘老师在数十年职业生涯中体现出的对法治理想的坚守、对真理正义的执着、对教书育人的热爱、对学生教员的真情，除了收获说不尽的感动与感恩，更读到了该如何为人、当怎样做事的人生智慧。近日，读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刘乃雄著）后，我不仅为刘老师著作的出版而高兴，更为他在书中所经历所思考的人生而深思。我想说，有刘乃雄这样的恩师，不仅是我学生时代的幸运，而且是我一生的财富。

　　一、百折不回的信念，孜孜不倦的追求

　　从1953年入党申请通过时起，刘乃雄便笃定了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从1953年迈入华东政法学院的校门时起，他便肩负起了为法治理想而无所畏惧的担当。1955年9月，刘乃雄赴复旦大学任教，法律人生正式启程。直至1961年调入杭州大学，六年的时光，刘乃雄经历了赴京读研深造、丹徒法院实习、南通“开门办学”以及“大跃进”背景之下的“院系撤并”风波。“如果说‘大跃进’是洪流，学校撤并是支流的话，那么我就是其中的一滴水。”复旦大学法律系、华东政法学院等院系合并后组建的上海社会科学院不再招收本科学生，这令刘乃雄不禁感慨：“断了本科生的招收，与断了人体心脏的造血功能几乎没有区别。”

　　“文革”时期，担任杭州大学政治系党总支委员的刘乃雄对此“始终不理解、跟不上、看不惯”，“理所当然地成为批斗对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然矢志人生理想的刘乃雄组织一批学生翻阅毛选查找相关语录，希冀借此使运动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结果被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住进了“牛棚”。即便如此，他对这种无理批判“听之任之”，立场坚定，“依然我行我素”。粉碎“四人帮”后，刘乃雄担任杭州大学清查办副主任，“靠着坚持认真调查、找证据，不轻信口供”，最终保证了清查工作的质量。

　　1980年，杭州大学决定创办法律系，筹建工作的重任交给了刘乃雄和费新民。面对缺办公室、缺教师、缺办事员的困难，全系六个人凭着一份红头文件，步履维艰、筚路蓝缕，创建了法律系。后来，通过优秀教师队伍的组建、良好系风的建设、全体师生员工的群策群力，他不仅在朝着将杭大法律系建成全国一流法律系的目标上实现了良好开局，而且收获了以首届毕业生为优秀代表的遍地桃李。1983年，刘乃雄奉组织要求“走出校园做公仆”，调任浙江省司法厅代理厅长。作为“既有理论底气，又有改革勇气”的学者型厅长，刘乃雄在新的岗位上相继取得了一系列开拓性成就：建立省法学会和省律师协会、创办“两刊一报”、发展基层法律服务所、首创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创办省政法专科学校、恢复和新建一批省管监狱、力促劳改劳教工作形成新格局……无论是作为“教书匠”、做法律系的“开路人”“当家人”，还是作为重任在肩的“人民公仆”，刘乃雄都把党的事业、法治理想作为自己始终坚持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理由，作为激励自己坚持无私无畏、百折不挠的动力。

　　退休后，刘乃雄本想办个律师事务所来为自己热爱的法律事业发挥余热，但由于担心省内很多执法人员曾经是自己的学生或下级而讲情面、徇私情，最终毅然选择了放弃。这既是出于对法律尊严的自觉维护，出于对法治理想的默默坚守，更是刘乃雄老老实实做人、坦坦荡荡做事这一品格的生动体现，与社会上某些在位时以权谋私、退休后寻求“期权”寻租的人形成了强烈对比。

　　二、堪称师表的品格，充满温度的情怀

　　作为学生，与刘乃雄老师第一次接触的经历，不仅令我印象深刻、久久难忘，而且每当我与其他同学回忆起共同经历过的情景时都不胜唏嘘、感慨多多。

　　1980年9月15日，作为杭州大学法律系首批招收的本科生，我乘校车从杭州站来到学校南大门报到。当时，有一位负责迎新工作的中年男子在得知我是法律系学生后，马上热情地领着我到设在大门口的报到点办理了报到注册手续，而后便帮着把行李搬上了旁边的一辆三轮车。在我刚一坐稳时，他就蹬着车子往新落成的九幢宿舍楼而去，一路上还给我介绍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沿途建筑物。到了楼下，他又帮着一起把行李搬到了楼上，直至把箱子放上了行李架。因为三轮车很小，一次只能放下一位新生的行李，所以他在叮嘱了几句注意事项后，马上就折回到南门口去迎接其他新同学了。当天有50位法律系新生报到，他蹬着这辆从爱人单位借来的三轮车，顶着烈日从校门口到学生宿舍折返了起码50次。第二天，法律系举行开学典礼，当我们看到昨天帮着拉行李的中年男子竟然是主持全系工作的法律系党支部书记、系副主任刘乃雄时，在场的几乎所有同学先是大吃一惊，而后是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面对我们的惊讶与掌声，刘乃雄老师告诉我们：“在我看来，帮新生运行李很正常，因为我有个目标——争取把咱们法律系办成全国一流的法律系。尽管条件很差，但要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做好新生接待，使新生一进校就有亲切感，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开始。”接着，他在讲话中对我们的学习生活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至今虽然已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他严父般的教诲仍言犹在耳：“你们是法律系的首届学生，希望你们在思想上、学习上、文体活动上、遵守校规校纪上、创建良好系风上，为法律系、为后来者带个好头。”

　　人们知道，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来说，法律教育是一个正在逐渐走上正轨的领域。当时，即使对那些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大学法律系而言，面临的也同样是缺教师、缺教材的窘况，更何况是刚刚创办的杭大法律系呢？尽管百事待举，天天为解决各方面的困难而忙得焦头烂额，但刘乃雄为了保证办学质量，在千方百计抓紧组建教师队伍、聘请外校教师来校讲学方面，可谓用尽了心思、费尽了心血。他利用同学、同乡和朋友的种种关系，利用外出开会、出差的各种机会，通过电话书信沟通、登门拜访协调，先后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请来八位专家学者为我们授课，使我们这届学生的主要专业课程都由当时国内的一流教师任教。由于当时讲课费极低，他虽对授课老师充满敬意但深感内疚，于是，便经常自己掏钱请授课教师到家里做客吃饭。每当说起这些，我们这些学生，时至今日仍对刘老师这种一心为学生的精神感动不已，对自己当年能接受如此高水平高质量的专业教育而无比自豪！

　　从闽江到黄浦江再到钱塘江，三江情深；从学生到大学教员再到人民公仆，一生侍法。这就是刘乃雄在《三江情——我的司法人生》一书中展现的人生轨迹。他出生于闽江贯穿的闽清县，并在山灵水秀的家乡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家乡的民风民情与青山绿水为他奠定了低调做人、真诚待人和敢于担当、勤恳做事的基调。正如他在书中说过的，“‘文化大革命’来了，法律靠边站了。但人是有节操的，守护真理是责任，也是使命。‘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坚守了一个法律人的底线，也坚守了一个人应有的良知。”正是凭着维护法律尊严的责任感、使命感，与对良知、对法律人底线的坚守，他在浮浮沉沉、充满艰辛的法律生涯中直面挑战、披荆斩棘、开拓前行，见证了新中国法治事业的曲折与进步，谱写了属于自己人生的无愧与无悔，收获了学生、同事与朋友们的尊敬与爱戴。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