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新华社记者 赵超 陈炜伟

　　为指导和推进今后一个时期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联动与一体化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并于16日对外发布了这一规划。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国土面积约31.7万平方公里，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年末总人口1.21亿人。

　　为何要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如何看待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我国区域发展中的地位？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一体化发展上有哪些优势？发展改革委地区司副司长于合军16日就这些问题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进行了解读。

　　国家批复的第一个跨区域城市群规划

　　城市群是由不同等级城市及其腹地通过空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城市联合体。城市群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生产要素逐步优化组合的产物，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标志之一。

　　于合军认为，我国最成熟的城市群还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这三大城市群。长江中游等一些内陆地区城市群，目前还处于培育成长的关键阶段。通过编制实施规划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对于为中西部地区、东北等广大内陆地区培育发展较大的城市群，承担着探索路径、积累经验的责任。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区来说，文化渊源深厚，交通条件比较优越，经济实力较强，城镇化基础良好，合作交流密切，并且科教人才及劳动力资源十分密集。

　　“这种比较优势，决定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是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区域，也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有希望的一个突破口。”于合军说。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速有望高于9％

　　于合军表示，通过前期调研发现，今年在全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仍然有望保持9％以上的经济增速，正在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于合军说：“如果把长江经济带比成一条长龙的话，那么长江中游城市群就是中间这一段龙腰。如果这一段不活，龙头、龙尾必然联系不上。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可以尽快培育形成长江经济带，打造成全国甚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新的支撑带。”

　　千载难逢对外开放新机遇

　　长江中游城市群不沿边、不靠海，在开放方面总体来讲不具有明显优势。“但是，随着目前国家全方位深入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深入推进，给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对外开放机遇。”于合军说。

　　他表示，通过城市群的建设发展，要让各个城市之间形成整体对外开放合力，对外部更具吸引力，走出去更具竞争力。

　　在具体举措上，规划提出共建开放通道和平台，完善国内区域合作，大力推进国际合作。

　　“这些合作过去有可能是单个城市或者城市群完成，现在通过打造联合体，把单一的对外开放优势和各个区域之间的优势整合起来，使对外开放的优势能够共享，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度，以开放促进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实现整个区域又好又快发展。”于合军说。

　　一体化关键是协同发展

　　于合军认为，搞跨区域城市群规划，重点和难点是如何让城市群中各个单元城市能够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规划就如何推进错位发展、如何对利益关系进行协调等进行了安排，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形成一个有机总体。”于合军说。

　　在优化城市发展格局方面，对城市群中各个城市不同的功能进行了科学定位；加强产业分工协作上，提出推动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节约集约发展方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提高国土空间的利用效率；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上，着力构建农村农业转移人口平等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农民就近市民化更便利

　　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内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现象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既有像武汉、长沙这样的特大型城市，面临着人口稠密、交通堵塞、负载沉重的城市病。同时，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比较落后，尽管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5％，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2％多一点。

　　于合军表示，在这个区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包括优化城镇规模结构，明确各个城市功能定位、发展重点、发展方向，促进各类城市协调发展，创新和完善人口服务与管理制度，逐步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促进人口有效流动等。

　　他认为，城市群发展，不仅集中体现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同时又较好避免了单一城镇发展存在的弊端，比如，通过促进城市群间大中小城市的发展，为城镇棚户区建设、城中村改造提供了机遇。同时，通过更大区域实行社会保障跨区域无障碍转移，公积金异地存取自由，户籍制度改革，对整个区域实行转移接续无障碍推进，使农民有了更大范围选择，就近市民化更加便利。

　　“通过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使小城镇与中心城市快捷相连，为多点发展特别是小城镇发展带来机遇，也为农民工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便利。”于合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