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扩大司法民主的有效举措。然而近年来，人民陪审员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日益凸显。宁波市探索“大陪审”制度，对法官的审判权进行分权制约，将事实认定权和法律适用权在合议庭内适度分离、分工行使，改变“陪而不审”现象。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前段时间，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抚养权纠纷案。与以往不同的是，法庭上坐着的，不止法官和书记员，还有3名人民陪审员。

　　在这起案件中，夫妻双方都同意离婚，财产分割也没问题，之所以闹上法院，是为了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最终，在陪审员参与下，这桩原本棘手的抚养权纠纷案迎刃而解。

　　如今在宁波的法院，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现场：法庭能断家务事

　　事实上，这已不是陈某和刘某第一次上法庭了。去年5月26日，妻子刘某就曾起诉要求离婚，但法院本着“劝和不劝离”的惯例驳回了起诉。可事情并未因此峰回路转，这次两人铁了心要离婚。

　　庭审一开始，现场立刻剑拔弩张。刘某怒气冲冲地指责陈某在家里像豺狼，并要求法院将女儿的抚养权判给她，而陈某则沉默以对，始终不松口。

　　这桩官司一时陷入僵局。关键时刻，3名人民陪审员说话了。他们中，有婚姻家庭咨询师、街道妇联工作人员和社区党委书记。于是，法庭调查的询问“主导权”移交给了这3人。

　　出庭前，3名陪审员早已做足功课。他们了解到，刘某年收入7万元，比较能干，且其父母都能替她照顾孩子；陈某年收入只有两万余元，平时无力照看孩子。很明显，把抚养权交给刘某，对孩子成长更有利。

　　“孩子平时更愿意跟谁在一块儿？”陪审员们没有开口就谈法律，而是和夫妻俩聊起了天。“跟她妈妈。”陈某接话说。

　　几个回合过后，陪审员们又问：“你们觉得谁抚养孩子有优势，具体说说看？”刘某侃侃而谈，而陈某思索良久，只得承认自己没有优势。

　　一问一答间，现场气氛逐渐缓和，夫妻俩不再怒目相向，终于答应调解。

　　近半小时的分头调解，3名陪审员或安抚，或劝告，或建议。调解中，陈某终于意识到，不能因自己的一时意气，而让女儿的成长受影响。

　　最后，法庭作出判决：孩子抚养权归刘某，考虑到陈某的经济状况，陈某不支付抚养费。关于探视方面的问题，双方表示私下协商解决。“自从官司开打以来，这还是陈某第一次意识到，该考虑自己的经济收入，以及为孩子的未来打算。”庭审结束后，主审案件的刘法官深有感触地说。

现象：陪而不审陷尴尬

　　其实早在2005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制订实施《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但近10年来，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日渐凸显。

　　叶飞（化名）曾被我省某基层法院选聘为陪审员。他感叹当陪审员有“三难”：首先，庭前阅卷难，一般情况下，法院不安排庭前阅卷，人民陪审员要了解案情只能靠庭审，无法真正参与案件审理；其次，人民陪审员基本兼职担任，有些法官对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有抵触情绪，认为会影响办案效率；还有，由于未学过法律专业，一些陪审员在评议和表决过程中，为怕出错，在案件合议时只能随声附和。

　　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177起刑事案件中，98.31%的陪审员在法庭上没有提问。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也引发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深思。

　　2013年8月，宁波市江北区法院首试“1+4”大陪审模式，也就是1名法官和4名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将案件事实认定权与法律适用权相分离，将事实认定的表决权优先赋予陪审员。法官根据陪审员认定的事实，做出最终裁定。

　　此前，江北区法院院长周兴宥注意到，陪审员往往社会经验丰富，大多有判断事实真伪的能力，“事实认定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生活经验的判断，这样就可以避开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不足的弊端。”

　　人民陪审员的这种优势，很快就在一起案件中得到证实。陈某向法院起诉，她终止委托一家炒股公司炒股后，此公司仍利用之前掌握的密码偷偷炒股，造成她巨额损失，但该公司矢口否认。此案最大的难点，在于双方没有签订任何书面合同，全是口头约定。在庭审时，双方都指责对方说谎，却又无法证明。陪审员郑刚曾担任街道司法所所长多年，社会经验丰富。他问炒股公司负责人：“当初陈某告诉你密码时，你有没有记下来？”对方回答：“没写下来。”

　　郑刚认为，该负责人有说谎嫌疑。因为一个人要同时帮近百人炒股，每次交易都要输入密码。按常理，一个人不可能记住近百个密码。

　　案件合议时，郑刚等4名陪审员对争议的事实部分进行表决，如果形成2∶2，则由审判长加入表决。最后，法院根据陪审员形成的多数意见，作出一审判决：炒股公司负责人赔偿陈某经济损失55万余元。

　　此后，宁波市其他法院也纷纷跟进，“大陪审”模式逐渐推广。

现实：陪而又审辨真伪

　　法律人士认为，“大陪审”模式不仅改变了以往“陪而不审”的尴尬，而且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生活阅历和专业知识优势，往往能弥补主审法官的“短板”。

　　前段时间，一起关于借贷的案件在镇海区法院开庭。吸引公众目光的是，该案由1名审判长和6名人民陪审员组成“1+6”的合议庭模式。拥有这么强大的陪审员阵容，是因为此案实在棘手：钟女士的外孙陈某想买一辆丰田轿车，朋友于某给陈某垫付了购车款、车辆购置税、保险费等费用共计29万余元。2014年8月，陈某向于某出具借条一张，钟女士作为担保人签了名。由于久拖不还，于某将钟女士告上法庭。

　　钟女士说，借条上的名字确是她所签，但这事另有隐情，当晚9时多，陈某和两男一女突然到她家，陈某说他欠了对方钱，不还就要被打。“我快被吓死了，只能签名求平安。”她回忆，签完名后，对方还让自己按了手印。

　　到底是谁在撒谎？6名陪审员开始商议，他们根据笔迹鉴定，发现借条的笔迹，除了钟女士的签字，其余全是陈某所写；更令人奇怪的是，钟女士签名时多写了一个“钟”字。

　　最后，陪审员得出结论：陈某的借款行为发生在2014年3月，借条却写于2014年8月，可见写借条是为还钱更有保障；钟女士年过七旬，平时和丈夫一起住，她是在心理恐惧的情况下被迫签字的。根据陪审员的意见，法院驳回了于某的起诉。

　　在宁波，眼下逐渐出现一种新现象：案情越复杂、棘手，参加审判的人民陪审员也越多，大家群策群力，最终认定事实真相。镇海法院民二庭庭长刘丽表示，“1+6”的大陪审模式适用于事实争议大，法律关系相对简单，且当事人双方对抗性强的案件或涉及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需要社会效果评估的案件。

　　为更好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宁波市中级法院专门出台《关于加强人民陪审员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培训、奖惩等各个方面作了制度规范。同时，各地基层法院的创新举措也日渐增多：镇海法院在全省率先试水由当事人自主选择陪审员，不仅增加了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透明度，更体现了陪审制度的民主性和大众性；余姚法院通过座谈会、观摩庭审、发放法律手册等多种形式，使人民陪审员更直观了解相关制度及具体工作内容……

　　截至目前，宁波市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陪审员已增至1110名，法院一审案件的陪审率达到98%。宁波中院近期又作出部署，到今年5月，全市人民陪审员将再次扩容，达到2000人。同时，宁波各地基层法院还将配套建立专业的信息管理系统，按照涉及案件的不同类型和陪审员的特长，进行分类管理，逐步拓展人民陪审员陪审案件的范围。

　　■ 专家观点

　　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李安：人民陪审员如何真正发挥作用，一直是社会和法律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和法官相比，人民陪审员有其独特优势，如生活经验、阅历丰富，解决问题手段多等。相关法院要进一步探索案件的适用范围，尤其要在一些社会关注度高、事实成分多的案件审理中，更多发挥陪审员的作用，让法院判决或调解结果更“接地气”，使群众更能感受司法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