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祖强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2015年3月，在参加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时他又强调，要像保护眼睛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为浙江探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共赢的新路子指明了方向。

　　环境问题说到底是在发展中产生的，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十多年来，浙江作为一个工业大省，克服种种困难，连续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节能减排成效连年全国领先；积极推进重污染行业整治提升，淘汰了一大批落后产能；着力加强污染整治，全省环境质量继续呈现稳中向好态势，这些都是硬碰硬的成绩。

　　大力发展生态环保产业，倡导清洁生产，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倡导清洁生产，就是要改变在生产末端治理污染物的治污模式，争取在生产环节中降能耗、减排放，实现水与大气环境的源头保护。要加大对传统产业、重化工业的绿色改造，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绿色工业，以此带动传统优势产业的改造提升。对于一些不好改、不能转的落后产能和“低小散”企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为子孙计”的眼光，结合“三改一拆”，坚决迁走一批、淘汰一批，为浙江的土壤、空气、河流“减压”，为新兴产业发展腾出空间，为子孙后代发展留下空间。同时，要顺势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全面推进节能减排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新能源和绿色环保产业是重要方向，要看到新能源开发的潜力所在，看到烧煤对PM2.5的巨大影响，充分挖掘光伏产业的内需潜力，积极扩大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应用。浙江不少地方治污需求很大，要将环保产业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加大扶持和培育力度。

　　加快推进产业园区、集聚区的生态化建设，实现环境治理从点源治理向集中治理转变。“低、小、散、乱”的产业布局形成了众多分散的污染源。水和大气环境点源治理成本畸高，治污主体丧失内生动力，形成了水和大气环境治理的“市场失灵”。产业园区、集聚区促进了传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形成了水和大气环境集中治理的条件，通过规模优势降低了管道建设成本、水气净化成本和行政监督成本，实现了环境高效率、低成本治理。生态型产业园区通过产业间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形成产业生态链和生态网，促进园区内资源的相互利用。生态型工业园区旨在以产业间的联动发展和共生组合，将传统“生产—使用—废弃—治理”的单向生产方式提升为“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园区内的绿色制造、清洁生产和循环发展。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循环化、生态化发展，要充分考虑产业空间布局、区域发展特色、园区演进规律，鼓励循环链条中的企业搬迁入园，形成综合性和行业性相结合的工业园区网络体系，在推进产业集聚进程中实现环境污染的集中治理。

　　大力推进转型升级组合拳倒逼企业环保升级，促进企业从“又土又小”向“环境友好”转型。全省通过“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四换三名”等转型升级组合拳，为企业适应新常态、构筑新优势、推进新发展等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转型升级组合拳是浙江推进新一轮改革发展的关键之策。在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形下，环保底线必须坚守，毫无妥协余地，更无讨价还价。要严格把住空间准入、项目准入、总量准入这三条生态红线，对新上项目严格把关，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能，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任务。组合拳以治污水为突破口，倒逼企业适应越来越高的环保门槛和新的环保法规，凭借高质量的环保产品参与市场竞争，采用先进环保技术组织生产，实行技术革新并严格技术标准，强化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

　　大力促进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市场化，建立生态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全省各地积极探索生态补偿与奖惩机制。环境污染有很强的外部性，环境保护也有很强的外部性。要算好这笔“总账”、“大账”，就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考虑，从全省乃至全国的角度来谋划，建立起相应的协作、补偿、考核机制，处理好环境污染和保护的“成本”与“收益”问题，以“王道”与“霸道”相结合的方式，让保护环境的行为能够得益，让污染环境的行为付出代价。明晰环境资源产权，实现环境治理市场化，就是使市场在环境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环境治理从官员升迁激励向市场利润激励转变，从“谁污染，谁付费”的外在约束向“谁治理，谁收费”的内生激励转变。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