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丽 诸暨日报记者 王玮

　　本报诸暨3月31日电 他们的故事或许并不为人所知，他们的生命也许短暂，但我们依然要感念于他们的那份坚毅。这几天，本报刊发的系列报道“清明忆英烈”引发热议，读者尤其关心此次被新编收录《浙江烈士英名录》的烈士。今天记者特地赴诸暨，追寻一位并不知名的烈士——何兆才。

　　从诸暨城区驱车近一个小时，经过一段荆棘的山路，终于来到烈士何兆才的墓前。阳光照耀下，墓碑上的文字特别醒目——“先考何公兆才之墓”，上书“永垂不朽”。

　　墓碑前，一位七旬老者站立着，喃喃自语。原来他是何兆才的二女婿袁海祥，家住山脚下的西湖村。听说我们是来寻访何兆才足迹的，袁海祥讲起岳父的故事。

　　何兆才，生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诸暨市山下湖镇下木桥村人。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两个月，下木桥村的村民自发成立了农会，抗日、打土豪，26岁的何兆才成为其中一员。

　　1938年1月，何兆才成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晚上和同志们一起，在诸北一带张贴抗日传单，发动群众一起抵御日寇；白天主要负责地下党情报工作，传递革命信息，多次保护武装工作队和村民及时转移。

　　1947年8月，不幸降临。那天，当地的伪乡长获悉，诸北武工队晚上要经过下木桥，便派伪保长进行追捕，并命何兆才前去守夜，要他凡遇共产党人路过就鸣锣报警，若知情不报，格杀勿论。

　　晚上，月色有些惨白，何兆才很紧张，一直盯着来往的人。四更天，他果然看到了武工队。可他不但不鸣锣，反而朝反方向走去，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使武工队得以安全通过。待敌人察觉何兆才的用意时，便向他开了枪。何兆才中枪后跌入村口河中，当场牺牲。

　　“这些事情，我们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的。那时候，岳父不在了，姆妈改嫁了。我老婆长大后，村里没人说起她爸爸去世的原因，直到前几年，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找到岳父的几位战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才大白天下。”袁海祥说，“走，上我们家去看看。”

　　这是一幢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的二层楼房，装修一新，屋子宽敞而又整洁。袁海祥夫妻俩和儿子住在一起。

　　袁海祥的老婆何冬芬正坐在门口，几年前因中风，她身体的左侧已经动不了了。但是对于生活依然心存感恩，尤其得知父亲被追授烈士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小时候很苦，我们兄弟姐妹４个人跟着大伯一起过日子，经常被村里的人叫成是‘讨饭的’。”何冬芬说到这里，浑浊的眼里泪水开始旋转，她用袖子擦了擦眼泪，“现在日子好了，阿爸也可以放心了。”

　　记者又电话联系了何兆才的大女儿何亚芬。“在我两岁的时候，阿爸就‘走’了，我对他一点印象都没有。”何亚芬回忆说，阿爸的印象虽然模糊，但他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大哥16岁时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告别了袁海祥和何冬芬，记者又抬头望了一眼何兆才烈士墓所在的方向。也许，再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他还是会毅然引开敌人，不惜流血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