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伟

　　年初前瞻世界经济，财经界一个占优的看法是，2015年世界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怎么做。客观地看，无论短期还是“后危机”以来的长期态势，这个判断都没错。

　　看近期数据，美国经济确有持续好转的迹象：一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在强化。经济学家一般把商业系统的存货、政府支出和外贸进出口波动引出的增长视为外生变量，将剔除这些因素之后的增长动因视为内生变量。有研究认为，2014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八成以上动因是内生的，企业存货、外贸以及政府开支等因素，所提供的GDP增长不足两成。二是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强化。制约美国消费的大部分因素在缓解，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速。2014年二季度之前增速一直位于3%以下，目前已升到3%以上。这种变化直接引出的，是消费者信心指数的升温，2014年末接近90%，创2007年7月份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是住宅市场经过短暂调整后再次回暖，“财富效应”在增加。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大中城市房价平均下跌45%以上，目前已回升了大约25个百分点。四是劳工市场的改善。失业率半年内降至5.6%，与此同时，总就业率（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由58.8%攀升至接近60%。五是工业产出的强劲增长。部分受美国“再工业化”氛围的激励，部分受美国国内劳动和能源成本相对下降的刺激，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宽泛的工业产出持续升温，2014年前三季度工业生产指数平均增长了3.94%，高于GDP平均增速。

　　五个因素中，最重要的同时具有转折意义的因素，当属就业。目前5.6%的失业率距“正常”水平（5.5%以下）半步之遥。失业率的回归正常具有多重效应，两个效应最重要：一是收入与消费效应。就业增加意味着大众收入增加，意味着消费需求的增加；另一重是财政“内在稳定器”回归效应。失业减少就业增加，意味着失业保险等政府财政支出的减少和税收的增加，一减一增有利于减少财政赤字，并最终摆脱债务上限的折磨。曾几何时，债务上限引发的危机令美国联邦政府几度“停摆”。而今随着税收增加支出减少，财政赤字占GDP开始下跌，半年不到时间下跌了2个百分点。

　　实际上，自后金融危机降临以来，美国经济与政策在世界经济中的引领地位就一直在强化。早先我曾写过，美国借助此次金融危机，顺势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恢复了美元往昔的霸主地位。现在看来，美国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最让美国朝野庆幸的是“页岩气革命”。这个意外收获不仅降低了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使美国享受了全球最廉价的油气，而且还赋予美国操控世界能源价格的潜在能力。“前危机”时段国际经济界曾有个流行的说法：四种重要资源或产出的价格分由四方面的力量决定——石油的价格由OPEC决定，资本的价格（利率）由美联储决定，货币的价格（汇率）由G7决定，一般消费品的价格由“中国制造”决定。现在，到了后金融危机的第六个年头，再看这四种价格决定，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的影子：美联储是全球利率的引领者，全世界都在关注美联储货币政策变局；美元强势回归打压全世界的货币，新兴经济体深受其害；美国或明或暗地操纵着全球石油的价格，俄罗斯和伊朗成了最主要的目标。至于一般消费品的价格，虽然中国还有一定影响力，但由于产能过剩和国内消费增长比较缓慢，国际上多半受买方左右。美国此类商品进口价格指数的持续下降，则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一般消费品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美国需求的影响。

　　问题是，美国如何使用这种引领世界经济的实力？美国将把世界经济引向何方？有一种推测，美国将利用其对石油价格的操控能力，为打压俄罗斯和伊朗等“不听话”的对手而持续压低油价；美联储将为维护美元霸主地位而加息，终止超宽松政策，后者将撬动美元汇率持续上升。而利率上升的最大受害者将是新兴市场经济体。

　　年初来看，美国的上述战略意图毋容置疑。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诸此战略意图引出的政策究竟能走多远？还有，就美国经济自身来考虑，如此行事的成本何在？经济学的一个思维定式是，任何政策都是有成本的。诸此，都值得经济界深入研究，冷静观察。

　　（作者为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