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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0版:人文世界·钱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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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亲

  一

  我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生,毕业于温岭中学,这是家乡附近最好的中学。好比漫不经心的渔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年的学生大半天参加运动,小半天用于读书。他说,那几年,大概没读到多少书。

  后来,父亲考上了一所不太著名的大学,因为成分不好,终于又打道回府,回家务农。

  父亲的象棋水平比我高,说明他于游戏的智慧高过我;他写字写得比我工整秀气,说明他更有耐心;他识五线谱,唱歌总在鼓点上,说明他富有才艺;他爱读《参考消息》,过去还喜欢说点傅雷、马思聪的事,说明他比我有情怀。

  一旦当了农民,这些东西,非但没用,反而有害。读书,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却失去了奔向世界的勇气;读书,让他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却从此被视为异类;读书,使人提笔写字,却折损了劳动力,在生产队里,他不算壮劳力。

  父亲说得没错,那些年,他没学到知识,只学得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为此,他挨过批,跪过碎玻璃。

  二

  我是农民之子,从小知道,假如不读书,我将与父亲一样,一辈子是个农民。

  母亲以为有父亲的恶劣先例,一方面认为读书毫无用处,然而等我到了上学年纪,又非逼着我读书不可,好歹上个学校,别当农民。

  我上学后,母亲除了叮嘱我用心念书,别无他法,她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顺溜。父亲偶尔辅导我功课,每次从外头回来,还买很多的小人书,我喜欢极了。直到有一天,母亲说,孩子要读有用的书,读什么小人书?从此,父亲再也不买闲书,那是1980年。

  我很小就能读三国水浒封神榜,并乐于向小朋友炫耀。父亲既为我骄傲,却也担心我沉溺“闲书”。他把闲书全没收了,说,这种书对孩子不好。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无法原谅他。

  如今,我也做了父亲,似乎能够认同他的看法,因为确实很少有适合儿童阅读的中国传统读物,至少我从不向孩子推荐《封神榜》。

  三

  在我上中学后,母亲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做了农民,自己苦自己。功课渐渐难了。父亲再也教不了我,偶尔也学母亲的样子,说点抽象的道理,列举点具体的恶例,专用来吓唬我。

  当然,我不喜欢父亲到学校来。我不愿意同学看见一个衣着破旧的农民,父亲并不让我感到有面子。不是么?我们读书,就是为了不当“农民”——我的想法,相当真诚。

  如今想来,我关于父亲的“虚荣”,其实代表了我对父亲的否定,也代表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后来,我成长中的很多困扰,多半源于此。

  父亲洞穿我的想法,但从不说破。从此真的不来学校,他以实际行动,成全我的虚荣。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一直如此。

  四

  我与父亲不太说话。我上初一,就住校了,星期六才回家。他的道理,我多半不服气。他说过去有个学生早恋,从此学习一塌糊涂;有个孩子从家里偷钱,后来就学坏了;交友务必小心,否则会学坏。总之,这也会学坏,那也会学坏。我烦透了。

  我十七岁那年,他终于不再说教,说,“你长大了,有资格领身份证了,犯了罪,该枪毙的枪毙,我也没办法”。做父亲的能这么说话,至今掷地有声。

  我住校,米是自家带的。父亲每周给我固定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够糊口。1988年通货膨胀了,还是这点钱。他说,这是为了不让你学坏。

  我后来果然没有学得太坏,这是可以宽慰父亲的。只是他不知道,我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有点小钱后,大手大脚。一个月的工资,几天就花光,然后跑到乡下躲起来。

  我估计这是他的“教育法”始料未及的后果。

  五

  我上大学那年,是我平生头一次出远门,到厦门去。父亲很高兴,问,要不要送我去厦门?我说,不要,你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并不坚持,只送我到家乡的轮船码头。一路上,帮我提着那个巨大的人造革箱子,里头装着棉被。他不断叮咛,我说知道了。其实,我对前程有点兴奋,更多的是迷茫。

  他陪我走进嘈杂的轮船,向每一个陌生的旅客陪笑脸,说,“这是我孩子,第一次出门”。我嫌啰嗦,说,你可以走了。

  父亲走出轮船。不料,十几分钟后,又再次返回,手里拿着一包那年头特有的土气的“蛋糕”,塞进我怀里,说,你留着路上吃。

  我说,知道了,你放心吧。

  我目送父亲离开。轮船终于开了,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条船,在海上漂泊了两日,反复播放着港产的警匪片、武打片。

  六

  1995年,我大学毕业,不再深造念书。父亲没有意见,说,“工作也好,从此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帮不了你。领工资的第一天起,我就不会再给你一分钱,我也不要你的钱”。

  他说到做到。当然,我也不给他钱。从此,他只管做他自己的事,对我的事一概不管。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有点生分。

  偶尔他在老家吹牛,说我的小儿子在杭州很厉害的,本领很大。我很生气,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不要跟别人乱讲。后来,父亲是否继续吹牛,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再无类似的消息传出。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渐渐老了。我每年回家,他照例不多话。其实,他很乐意与我讲讲过去的事情,比如五十年代在温岭中学的生活,这曾经是他最难以面对的挫折。如今,他能接受。

  有时候,他独自在楼上,专心修《族谱》,这事没有报酬,却很麻烦。他免不了发牢骚,抱怨过后,接着修谱。有的乡亲在“文革”中罚过父亲跪过碎玻璃,站过小凳子。他说,“都过去了,人确实很可恶,但也不是坏人,再说,自古以来的族谱,里头就不该有坏人”。

  七

  去年春节,我住在老家,翻箱倒柜,本想找找我中学时读过的杂志、课本是否还在。结果,发现了一个本子。

  本子已经泛黄,里头有一篇父亲的日记,写于1991年9月3日,大概是我当年第一次离家远赴厦门的后几天。日记是这么写的:

  “嘉励去厦门上学。这是他第一次出门,我送他去长钓嘴码头,他不愿意我们送,我也没办法。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到达,实在不放心。晚上睡不着,整夜整夜睡不着,他会不会丢了行李?他会不会走丢了?实在是不放心,整夜睡不着。直到今天,嘉励从厦门发回电报,报平安,才算安心”。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日记,他从未提及。那一夜,我独自翻阅泛黄的本子,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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