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生，毕业于温岭中学，这是家乡附近最好的中学。好比漫不经心的渔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年的学生大半天参加运动，小半天用于读书。他说，那几年，大概没读到多少书。

　　后来，父亲考上了一所不太著名的大学，因为成分不好，终于又打道回府，回家务农。

　　父亲的象棋水平比我高，说明他于游戏的智慧高过我；他写字写得比我工整秀气，说明他更有耐心；他识五线谱，唱歌总在鼓点上，说明他富有才艺；他爱读《参考消息》，过去还喜欢说点傅雷、马思聪的事，说明他比我有情怀。

　　一旦当了农民，这些东西，非但没用，反而有害。读书，让他知道外面的世界，却失去了奔向世界的勇气；读书，让他拥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却从此被视为异类；读书，使人提笔写字，却折损了劳动力，在生产队里，他不算壮劳力。

　　父亲说得没错，那些年，他没学到知识，只学得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为此，他挨过批，跪过碎玻璃。

　　二

　　我是农民之子，从小知道，假如不读书，我将与父亲一样，一辈子是个农民。

　　母亲以为有父亲的恶劣先例，一方面认为读书毫无用处，然而等我到了上学年纪，又非逼着我读书不可，好歹上个学校，别当农民。

　　我上学后，母亲除了叮嘱我用心念书，别无他法，她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顺溜。父亲偶尔辅导我功课，每次从外头回来，还买很多的小人书，我喜欢极了。直到有一天，母亲说，孩子要读有用的书，读什么小人书？从此，父亲再也不买闲书，那是1980年。

　　我很小就能读三国水浒封神榜，并乐于向小朋友炫耀。父亲既为我骄傲，却也担心我沉溺“闲书”。他把闲书全没收了，说，这种书对孩子不好。很多年以后，我依然无法原谅他。

　　如今，我也做了父亲，似乎能够认同他的看法，因为确实很少有适合儿童阅读的中国传统读物，至少我从不向孩子推荐《封神榜》。

　　三

　　在我上中学后，母亲翻来覆去，就一句话：不好好念书，做了农民，自己苦自己。功课渐渐难了。父亲再也教不了我，偶尔也学母亲的样子，说点抽象的道理，列举点具体的恶例，专用来吓唬我。

　　当然，我不喜欢父亲到学校来。我不愿意同学看见一个衣着破旧的农民，父亲并不让我感到有面子。不是么？我们读书，就是为了不当“农民”——我的想法，相当真诚。

　　如今想来，我关于父亲的“虚荣”，其实代表了我对父亲的否定，也代表对自我身份的否定。后来，我成长中的很多困扰，多半源于此。

　　父亲洞穿我的想法，但从不说破。从此真的不来学校，他以实际行动，成全我的虚荣。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一直如此。

　　四

　　我与父亲不太说话。我上初一，就住校了，星期六才回家。他的道理，我多半不服气。他说过去有个学生早恋，从此学习一塌糊涂；有个孩子从家里偷钱，后来就学坏了；交友务必小心，否则会学坏。总之，这也会学坏，那也会学坏。我烦透了。

　　我十七岁那年，他终于不再说教，说，“你长大了，有资格领身份证了，犯了罪，该枪毙的枪毙，我也没办法”。做父亲的能这么说话，至今掷地有声。

　　我住校，米是自家带的。父亲每周给我固定的钱，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够糊口。1988年通货膨胀了，还是这点钱。他说，这是为了不让你学坏。

　　我后来果然没有学得太坏，这是可以宽慰父亲的。只是他不知道，我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有点小钱后，大手大脚。一个月的工资，几天就花光，然后跑到乡下躲起来。

　　我估计这是他的“教育法”始料未及的后果。

　　五

　　我上大学那年，是我平生头一次出远门，到厦门去。父亲很高兴，问，要不要送我去厦门？我说，不要，你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父亲并不坚持，只送我到家乡的轮船码头。一路上，帮我提着那个巨大的人造革箱子，里头装着棉被。他不断叮咛，我说知道了。其实，我对前程有点兴奋，更多的是迷茫。

　　他陪我走进嘈杂的轮船，向每一个陌生的旅客陪笑脸，说，“这是我孩子，第一次出门”。我嫌啰嗦，说，你可以走了。

　　父亲走出轮船。不料，十几分钟后，又再次返回，手里拿着一包那年头特有的土气的“蛋糕”，塞进我怀里，说，你留着路上吃。

　　我说，知道了，你放心吧。

　　我目送父亲离开。轮船终于开了，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条船，在海上漂泊了两日，反复播放着港产的警匪片、武打片。

　　六

　　1995年，我大学毕业，不再深造念书。父亲没有意见，说，“工作也好，从此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帮不了你。领工资的第一天起，我就不会再给你一分钱，我也不要你的钱”。

　　他说到做到。当然，我也不给他钱。从此，他只管做他自己的事，对我的事一概不管。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只是觉得有点生分。

　　偶尔他在老家吹牛，说我的小儿子在杭州很厉害的，本领很大。我很生气，说，我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不要跟别人乱讲。后来，父亲是否继续吹牛，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再无类似的消息传出。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渐渐老了。我每年回家，他照例不多话。其实，他很乐意与我讲讲过去的事情，比如五十年代在温岭中学的生活，这曾经是他最难以面对的挫折。如今，他能接受。

　　有时候，他独自在楼上，专心修《族谱》，这事没有报酬，却很麻烦。他免不了发牢骚，抱怨过后，接着修谱。有的乡亲在“文革”中罚过父亲跪过碎玻璃，站过小凳子。他说，“都过去了，人确实很可恶，但也不是坏人，再说，自古以来的族谱，里头就不该有坏人”。

　　七

　　去年春节，我住在老家，翻箱倒柜，本想找找我中学时读过的杂志、课本是否还在。结果，发现了一个本子。

　　本子已经泛黄，里头有一篇父亲的日记，写于1991年9月3日，大概是我当年第一次离家远赴厦门的后几天。日记是这么写的：

　　“嘉励去厦门上学。这是他第一次出门，我送他去长钓嘴码头，他不愿意我们送，我也没办法。不知道他能不能安全到达，实在不放心。晚上睡不着，整夜整夜睡不着，他会不会丢了行李？他会不会走丢了？实在是不放心，整夜睡不着。直到今天，嘉励从厦门发回电报，报平安，才算安心”。

　　这是二十多年前的日记，他从未提及。那一夜，我独自翻阅泛黄的本子，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