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曾经的官员，对行业决策有强大影响力。同时，他们又在公司里领取高薪，在垄断和暴利面前，他们是否能秉持公正，值得一问。如此，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公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又能体现在何处？

警惕利益小圈子

　　针对“山东高速”高达13万元的职工平均年薪，以及该行业基层职工“被平均”的抱怨，有媒体对19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了一番统计，结果发现，一者这些公司的高管年薪近百万者不在少数，二者这些公司不少高管有官员或体制内从业经历。此新闻，迅速浓缩为“高速公司高管高薪”和“官员转任”这两个因子，受到热议。

　　其实，从官员的岗位上，转任国企，这本无问题。无论是在央企，还是在地方国资系统，这都是普遍现象。但从舆论延续特性看，人们之所以凸显官员转任高速公司高管并获取高薪，显然是有其背景——那就是延续对刚刚发生的高速公路收费扩期的不满。

　　当然，说官员转任企业没问题，这只是笼统而论。具体到此次曝出的高速公路公司高管身份及其高薪上，结论未必成立。2013年10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要求“现职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对退（离）休的党政干部到企业兼职（任职）必须从严把握”。这个“从严把握”，具体来说就是行业和地区回避、三年“冷冻期”以及不取报酬这三点。

　　从这个角度看，上市高速公路公司一些具有官员背景的独董，不仅未满足行业回避和“冷冻期”条件，甚至还领取不菲报酬，这是说不过去的。而从高管的高薪来看，看似是企业的市场化行为，但实质上高速公司的收益是基于垄断所得，在央企高管都普遍下调薪酬的氛围下，如此高薪是否合理，值得一问。

　　这还只是在政策规定执行层面以及薪酬改革层面谈论此事。而更为要害的问题，则是这么多官员涌向高速公路企业，其对于将高速公路公司利益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对于将公路收费决策科学化和公益化，乃至对于推进高速公路建设体制改革，究竟有怎样的影响？这才是更需认真权衡的事情。

　　众所周知，公众对高速公路当下主要问题的认知，集中在与民争利上。一方面，人们对延期收费有异议，因为它不仅直接违背政府自己制定的法规，还有可能使百姓陷入无止尽的收费陷阱。另一方面，高速公路整体亏损，高速公路收费公司却安享暴利。当然，保障收费公司一定的投资回报无可厚非。但如此暴利，早已超出了市场竞争领域的一般情形。

　　因此，无论是出于打破收费扩期惯例的形成，还是改革垄断暴利局面，人们都很容易对如此多曾经的官员盘踞上市公司的局面产生忌惮心理。高速公路公司本就跟各级政府关系密切，大多有国资控股。而那些曾经的官员，对行业决策和公共管理更有着强大影响力。同时，他们又在公司里领取高额报酬，其自然的倾向必是维护垄断和暴利。如此，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公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又能体现在何处？

　　实际，这不只是公众对高速公路一个领域的担忧。很多经济领域，由国有资本掌控主导权。这本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总体上讲，很多国企，贡献卓著。但反过来，过时的管理体制和不充分的市场化，也使某些领域的国企产生“异化”，由实现人民利益转而一门心思经营小圈子利益，甚至阻碍改革。这在出租车垄断局面的改革、公务员养老体制的并轨、公车改革等方面，都有过显现。

　　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不能不着力防范化解利益小圈子对改革的阻挠作用，防止屁股决定脑袋，防止小圈子利益膨胀，防止裁判员当运动员，使得公共决策侵蚀公利。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运营、监管，如何更加科学，如何真正使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协调好公益性和盈利性，还有待顶层设计在制度层面的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