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婷 管哲晖 刘慧

　　这是一个奇迹，从一支以伴奏为主的管弦乐队起步，到跻身国内省级优秀交响乐团行列乃至登上重要国事访问演出的舞台，仅仅用了5年。

　　这是一股勇气，没有人逼迫，自己“跳”进市场汪洋，打破大锅饭，让一个不起眼的文艺院团在改革中激发出无限活力，甚至创造性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交响乐融合，创出了交响乐演奏“中西合璧”的“浙交模式”。

　　这是一种奇观，虽然收入在全国交响乐团中仅处中游，但这里一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却依然那么拼，每年的公益、惠民演出多达40多场，顶尖首席演奏员拿比人家少一半的薪水也不愿跳槽。

　　一个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仅仅诞生5年多的文艺院团——浙江交响乐团，正是奏响了这些传奇的主角。在国内有的院团一度揭不开锅的时候，他们如今每年演出100多场，观众购票率和上座率平均为95%以上；他们还受文化部等委派赴巴西、德国、西班牙等国演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观看他们的演出后，给出了充分肯定：队伍整齐、演出精彩、水平很高！

　　捧着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什么样的艰辛与探索？

　　怀揣一箩筐问题，我们走进浙江交响乐团，实地蹲点，抽丝剥茧，为亲爱的读者解读浙交传奇的每一个“乐章”。

　　艺术奏鸣曲：

　　中西合璧 独辟蹊径

　　“一定要演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演弘扬中华美学的节目，这就是准绳”

　　巴西当地时间2014年7月17日晚，首都巴西利亚的乌利西斯·吉马良斯会展中心大会堂里洋溢着一片“中国红”。

　　为庆祝中巴建交40周年，在习近平主席出席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外交部、文化部等派遣浙江交响乐团访问巴西，当晚和巴西艺术家及青少年在中巴建交40周年音乐会上同台演出。

　　激情四射的旋律和欢快流动的节奏点燃了巴西观众火一样的热情， 2000多名观众纷纷起立，雷鸣般的掌声久久不能停息。习主席告诉巴西总统，这场音乐会活动为其访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如火的7月，恰好是浙江交响乐团5周岁的生日。

　　2009年7月，在省委、省政府的关心下，也在推进文艺院团改革的大背景下，浙江交响乐团独立组建诞生，如同一艘独立起航的船，开启了浙江交响乐新的航程。

　　可是，这样一家年轻的乐团，在强手林立的中国交响乐界，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竞争资本——

　　论人才，浙交成立前是浙江歌舞剧院的管弦乐队（后更名浙江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它剥离给浙交的只有57名演职人员，平均年龄47岁，青黄不接。

　　论乐器，差强人意，大提琴是三夹板做的，就连国外中学生用的练习琴也比乐团里的乐器高上几个档次。

　　论市场，浙江是戏剧大省，当时并非交响沃土，市场的培育远远无法与北上广深等地相比。

　　说拨款经费，在白手起家的初创阶段捉襟见肘，甚至一度连乐团的团部、排练场也是寄人篱下。

　　怎么找准自己的坐标系，开拓生存发展空间？这是摆在浙江交响乐团面前的难题。

　　从浙歌院长任上接过乐团团长重任的国家一级编剧陈西泠做了一番调研，他发现国家大剧院甫一开张时，交响乐演出票房火爆，但仅仅一年后，就不太卖得动票了。

　　慢慢地，陈西泠找到了症结所在：“有些交响乐团就喜欢演观众听不太懂的乐曲，越听不懂，反而越觉得自己乐团有‘品位’，选择的曲目越来越冷僻，连演奏员也搞不明白内涵。这样一来，观众自然就用脚投票了。”

　　浙交演出部主任陈余以前是贝斯首席，转型跑演出市场后专门去“灵市面”，没想到，有一次听交响乐时还睡着了，“连我专业搞音乐的人都听睡着了，广大普通观众能真心喜欢这样的交响乐吗？”陈余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下转第四版）

　　（上接第一版）

　　经过深思熟虑，浙交决定不走当时国内交响乐团仅仅主攻西方古典作品的寻常路，而是依托浙江丰富的本土音乐资源，从民乐等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用“中西合璧”奏响独具特色的浙江交响乐。

　　“一定要演观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演中西合璧、弘扬中华美学的节目，这就是准绳。”陈西泠和大家厘清了艺术发展的理念，浙交找准了航线的方向。

　　艺术的探索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第一场民族交响乐《舟山锣鼓》上演后，收获的掌声只能用“客气”来形容。由于缺乏经验，改编后的曲子民族个性太强，民乐和交响乐“两张皮”。一时间，善意批评者有之，冷嘲热讽者亦有之。

　　浙交没有气馁，顶着压力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每一首新编民族交响乐都起码修改上三四遍，在舞台磨合中再不断提升。

　　“中西合璧不是二胡变小提琴，唢呐变小号，而是要把中国音乐元素用西洋乐器表现出来。”副团长史染朱对乐手们说，“中国乐器擅长独奏，音乐元素却非常漂亮，西洋乐器则是现代的和声体系，两者融合，取长补短，才能成功。”

　　第二年开始，浙交的艺术探索就走上了正轨。慢慢的，浙交“中西合璧”的牌子在国内打响了，发现哪台交响乐里没有中国作品，观众反而会不满意，好像少吃了一口菜似的。到后来，文化部组织全国交响乐展演，也采用了上半场西方古典作品，下半场“中西合璧”曲目的新形式。

　　第一次看浙交演出就被深深吸引的观众裘锦媛坦言自己开始不懂交响乐，却很喜欢，“里面有中国故事，中国声音，中国情感，从头到尾都很吸引人。”作为粉丝，裘锦媛还不遗余力为民族交响乐“吆喝”起来，组织一大批拥趸者专程从绍兴、金华包了4次大巴来杭州听浙交演出。

　　在出国演出中，听惯了古典交响乐的老外赞叹浙交对西方经典作品的演绎，但更喜欢其“中国味道”的民族交响乐，他们由衷感叹“中国音乐是抚摸灵魂的东西”，这让浙交更坚信了自己的方向，浙交也通过民族交响乐架起了中西文化对话的“桥梁”。

　　5年里，浙交带着“中国风”赴法、西、意、奥、捷、日、德、瑞典、比利时等国巡演，创作改编了《火把节》、《茉莉花》、《鹧鸪飞》等20多首观众喜闻乐见的民族交响乐曲目。

　　2年前，已经掌握了民族交响乐创作规律的浙交在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等的鼓励、支持下，开始筹划大作品，融合浙江最具代表性的二胡、笛子与古筝，汲取舟山锣鼓、嘉善田歌、婺剧、越剧等浙江音乐元素，完成了原创大型交响乐《山·海·经》。

　　一般来说，20分钟以上的交响乐就算得上大作品，而《山·海·经》足足有1小时，而且丝毫没有听不下去的感觉。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团长、作曲家关峡不吝赞美道：“用地方语言说话的交响音乐才有特色。”

　　在浙交的蓝图里，计划完成交响三部曲《浙江组画》，第一部《山·海·经》已被列入省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正在创作酝酿的第二部《唐诗之路》也将于今年公演。

　　“艺术探索之路能坚持下来，离不开省委、省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创造的良好氛围和实实在在的支持。”陈西泠记得很清楚，乐团成立后，省委领导就一直关注、关心，多次调研、观看演出，给予这个“初生的婴儿”莫大的鼓励；在乐团碰到经费问题、运行困难时，夏宝龙书记及时援手、要求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在我省的大型对外交流活动中，代表团特地带上浙交与国外乐团同台演出、切磋；在乐团赴巴西参加国事访问演出前，夏书记又数次现场审核、指导，并亲自确定了民族特色鲜明的演出服饰……

　　改革变奏曲：

　　破大锅饭 闯市场路

　　“不拘一格用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在浙江交响乐团独立建制前，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乐团“大锅饭”思想严重，纪律松弛。

　　“以前一到排练，一到下乡演出，请假条就一张张递过来了，排练场上还不时听到手机铃响，个别乐手甚至会和指挥顶嘴。”副团长史染朱1984年就是浙江歌舞剧院管弦乐队的副队长，对此深有体会，“那时候演奏员拿的都是死工资，每个月1000多元，乐团‘进人容易出人难’，吃大锅饭，饿不死，也饱不了。”

　　如何让这个有40多年历史的老文艺团队焕发青春活力？唯有改革。

　　打破陈旧的用人机制是浙交改革的“杀手锏”。“改革后的交响乐团按能力用人，不看职称、身份，演奏水平高就能拿得多。”副团长、党支部副书记周丽芳把这叫做“不拘一格用人才”，她说，“现在演奏员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平均年龄已经降到34岁，收入最高的各声部首席平均年龄才26岁。”

　　20岁出头的刘琛刚进团时吹的是第三小号，因为业务出色，半年后就提升为小号首席。这放在以前，断无可能。这种灵活的用人机制，为乐团引来了很多怀揣梦想的优秀年轻艺术家。

　　现在，浙交乐手的收入由基本工资、排练费、演出费、年终奖等构成。基本工资按照首席、副首席、演奏员等级别分档。排练费和演出费多劳多得，演出场数同样影响年终奖。

　　这样一来，有趣的“逆转”发生了。每场演出，演奏员都主动要求参加，放开让人请假也没有人请了，团领导劝人去休息，很多人都不愿意。

　　为了激励人永不懈怠，浙交决定：岗位一年一聘，工资一年一定，只有优胜劣汰，没有一劳永逸。

　　每年5月，浙交会外请德国汉堡交响乐团等国外著名乐团的专家来担任“考官”，所有乐手一个个在幕布后现场演奏，考官只听声音打分。交响乐讲合作，所以还有一场“秘而不宣”的融合水平考试，老外“考官”到排练场随机听一场乐团合奏，给每一个乐手的团队配合能力打分，乐手自始至终不知情。

　　这样的年度大考占分50%，演奏员平时成绩也占分50%。平时成绩由团部领导、乐团首席、声部首席等20多人组成的艺委会打分形成，没有任何水分。每年按合成的总分高低给每个演奏员定岗位级别。

　　管理机制不断完善。浙交成立至今，已有先后4个版本的《规章制度》，到今年已修订为18条，人手一册，签字领取。为整治排练手机满团响，团里规定响一次队员罚30元，队长罚50元，史染朱更是带头：“我的（手机）要是响，当场扔出去”；团里设立了监督员，拿着本子记违规，还检查着装要求，甚至撩开裤腿查有没有穿黑袜子，排练暂停时就让处罚对象签字确认。有一次，一位水平很高的首席排练时顶撞指挥，团里根据规章要求，毫不留情将其开除。严格管理下，风气为之一变，监督员上交的违规记录从开始的每周一叠减少到几乎没有。

　　明年就满60岁的陈国华是乐团工龄最长的乐手，乐团独立建制时，他选择了坚守浙交，“我喜欢演出，学了一辈子乐器，舍不下。”

　　像陈国华这样的“老人”年轻时都经历过带着铺盖、炊具去演出的苦日子。“没有他们就没有浙江交响乐的今天。”团领导深知“老人”的价值，“老乐手丰富的舞台经验也绝非年轻乐手可比”。

　　可是岁月不饶人，当陈国华第一次戴上250度的老花镜演出时，他真心感慨“力不从心了”。一年多前，陈国华申请调入“二队”。

　　“二队”制度是浙交一个颇具人情味的尝试，乐团里的“老人”可以申请去演出“二队”，只要保证每年5场演出，每个月的工资、保障一分不少。在这个温情的制度下，新老更替平稳过渡，直到今天，每次团里需要，老陈二话不说放下手头的活，就会赶来。

　　浙交诞生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这些年恰好是中国演出市场经历巨大考验的时期，以往依靠政府财政支持举办的各类节庆晚会、大型演出近年锐减，在演出市场回归常态发展的过程中，不少艺术院团也经受着“阵痛”。

　　今年1月，本是新年前演出旺季，全国却有七八成交响乐团都接不到演出而处于休息状态，而浙交不仅有演出，还在排新剧，甚至开始向观众征集六一动漫音乐会的建议。

　　浙交为什么能有底气？“主动拥抱市场才能占领市场。”演出部主任陈余的话一语道破天机，“高雅艺术不能守株待兔，与其等着观众上门，不如主动出击。”

　　浙交的演出市场就是一点一滴开拓积累起来的。从建团起，浙江交响乐团送高雅艺术进校园，每年二三十场，有次去洞头弄堂小学演出，车进不去，大家就肩扛手抬运道具。2014年，浙交还组建了一支百余人的浙江青少年交响乐团，以此把交响乐普及到青少年中，并培育更多的观众群体。

　　观众在哪里就去哪里，甚至婚礼演出也去。面对一些不同意见，团长陈西泠很坚定：“婚礼演出也是市场。也许某个嘉宾就因为听了我们的演出而爱上了交响乐，观众就是在生活中慢慢培养出来的。”

　　上海世博会召开那年，浙交主动出击，在“挪威国家馆日庆典音乐会”上与挪威国宝级乐队“神秘园”完美合作，接下来波兰、意大利等6个外国场馆邀请其演出，“神秘园”的经纪公司还成就了浙交首次欧洲巡演。

　　艺术水准有了亮相的窗口，逐步形成的好口碑不断辐射，演出订单越接越多。

　　在市场汪洋搏击的过程中，浙交一直把观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每一场演出后都会向观众发调查问卷，“你喜欢什么类型的交响乐？你喜欢哪些交响乐作品？……”再根据反馈不断调整修改。为普及高雅艺术，浙交惠民演出的最低票价仅需10元。

　　“交响乐能不能与流行乐结合？”有观众这样询问。陈余在调研后向团部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尝试将流行音乐和交响音乐融合起来。开明的团部同意试一试。

　　花了一年时间改编作品后，浙交的流行交响乐出炉了。当改编创作的《小苹果》等流行交响乐在剧场上演时，热情的观众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热烈程度简直可以掀翻屋顶。坐在剧场“督战”的陈余欣慰地笑了，他体悟到：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那样，才会成功。如今，浙交的流行交响乐曲目已经积累到了五六十个。

　　浙交成立第一年演出68场，第二年88场，第三年开始便每年110多场演出，平均3天一场演出，上座率高达95%以上，5年观众逾50万人次，还培育了4000多名核心会员。

　　浙交的市场开拓再次证明：交响乐不是盆景式的小众艺术，而是“接地气”的大众艺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让文艺无愧于时代。

　　精神圆舞曲：

　　互相补台 融为一家

　　“在这里，你不把自己200%投入进去就不好意思”

　　如果把每一场交响乐演出都看成协同作战的话，浙交就是一支“打硬仗”的铁军。

　　刚刚结束巴西演出回国，不顾44小时绕地球半圈的差旅劳顿和13小时的时差，浙交的演奏员又一刻不停投入了排练。

　　仅仅3天后，他们在暴雨中出现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为“东方市民音乐会”献上了晚场版演出。

　　这已不是浙交第一次在极端天气里出现在东艺了。一年多前，浙交是第一个除上海交响乐团之外参演“东方市民音乐会”的乐团，那次也是乐团在上海的首场商演。

　　演出前一天晚上9时，结束了宁波的音乐会后，演奏员就乘坐大巴赶往上海。没料到当晚下起鹅毛大雪，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高速公路全部封闭，不得已只能改走国道。

　　天黑路滑，气温降到了-3℃，国道上所有的商店都关门，演奏员没有进食，风雪兼程13个小时后终于赶到了东艺。

　　过了不一会，等候已久的观众们听到音乐厅的同志上台说：“浙江交响乐团一夜风雪赶到这里，顾不上吃饭，现在正在抢妆，请大家再等十五分钟。”

　　一片掌声与感动。

　　大家又累又困又饿，但演出效果却相当好。演出终场，1600多名观众久久不离去，乐团返场3次，最后所有的乐手都站起来，边演奏边舞动，把现场气氛推到了最高潮。演出结束后，一些观众还自发到台边送巧克力，请演奏员先吃点东西。有的观众表示，“那一晚，真正体会到了浙江音乐以及浙江音乐人的高尚和美好”。

　　浙交还有个老传统——每一场演出前都会做动员。这在许多国内乐团早已绝迹。

　　“你们看，人艺的老艺术家同一台戏演100多场，每一场都能使得观众沉浸其中，为什么？”动员会上，史染朱清了清嗓子，声音抑扬顿挫：“他们把每个观众都看成第一场演出的观众在对待。”他和陈西泠要求浙交的演奏员也一样，“每一场都是首演！无论指挥好坏，不管天寒地冻还是酷暑难耐，观众是普通群众还是高级领导，都要一视同仁，拿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为观众服务，为人民演出，浙交的演职员们找到了拼搏的源泉。在这里，坚持上午、下午、晚间三场排练，有重要任务，凌晨2时大家都能集合排练；在这里，演奏员嘴磨破了、脚摔伤了，都坚持演出；在这里，大家去国外演出，几天没去逛街，音乐厅练完，到宾馆分成小组继续练……

　　有人问：为什么有的交响乐团一个个拉出来水平都不错，合起来就没有浙交的好？团长陈西泠平静地给出了答案：“心不在一起，声音就空洞；心在一起，声音就能按音乐要求一股子涌出！”

　　交响乐涉及16个常规专业，每个专业之间的磨合都如齿轮环环相扣，作品本身也要求各声部配合默契才能达到应有的艺术高度。浙交的团队就是这么拧成一股绳演出的。

　　“大家都是相互补台，从不拆台的。”演奏员陈国华说，“年轻人虽然技术好，但经验不足，临场配合容易数不清拍子出错，老同志就帮着数。老乐手知道哪个曲子哪个乐器最容易出问题，就提醒年轻人注意，一点点把经验传下去。”

　　“这里全是干事的氛围，没有扯皮。”周丽芳去过不少文艺院团，在浙交找到了“家”的感觉，“团部领导班子相互补台，你没想到的我替你想到，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在操心。”

　　乐团小号首席刘琛是放弃了北京户口到浙交来的，来后第一年，他就在业界最过得硬的全国管乐比赛中得了小号组第一，可以说，现在的刘琛已是全国最好的小号手。

　　北京的交响乐团闻讯寻来，许诺给房子、高工资等，让他回京，刘琛却婉言谢绝了：“我喜欢浙交，我不想离开这里。”

　　有人纳闷了：“浙交的收入在全国交响乐团中只有中下水平，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

　　——“靠事业留人，给他施展才能的巨大空间；靠感情留人，让他感受到一家人的温暖；靠民主留人，充分尊重艺术家。”史染朱这样解释这种凝聚力，“在浙交，不管是编制工、合同工还是临时工，不管什么身份，谁好谁上。年轻人想去参加比赛、出国进修，乐团都积极支持，不会误人青春。”史染朱自己就先从管乐首席的位置上退下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

　　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的卢闻强没有大学学历，却是个音乐天才，为了正式招他入编，省文化厅、人事厅大力协助，破例为他开了“一个人的考场”，如今他已经成为乐团首席。

　　——“在这里你会有当家作主的感受，民主化管理让人很舒展。”一年前应聘为大号首席的29岁的台湾乐手柯闽中是来自宝岛台湾的大号硕士，也是艺委会的成员，他可以参与工资定级、乐团进人等决策。

　　考评前，团部领导会提醒艺委会的年轻人：“过些年，你们都有可能成为这个团的领导者，你们想选择什么样的人一起共事？给团里挑新人，和给自己家里买东西是一样的。”这话，很有分量，但更暖艺术家们的心。

　　史染朱告诉我们，团里还改革了许多院团最易诟病的乐器购买制度，一把琴值2万还是20万，也交给演奏员组成的考评小组定，当场演奏，当场表态，个个在发票后面附上签字。他说：“乐器是乐手吃饭的家伙，甚至是伙伴，现在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公平，永远不可能是领导拿了好处，塞了把琴给我。”

　　——“在这里，你不把自己200%投入进去就不好意思。”陈余坦言，“团里的氛围和谐，哪怕再苦再累，心里都是很开心的。”

　　浙交还有一位被乐手们唤作“许妈妈”的演出队队长许兰，本是声部首席的她，为了整个乐团，放下心爱的小提琴去照顾这些年轻人。这位“知心姐姐”的手机套里，无论何时何地都夹着一张小便条，记录着诸如当天谁的生日和演出前要解决的问题。每年，她都会代表乐团请没成家的年轻人到西湖边吃饭；天冷了，她还会把自家的被褥送去。“这个乐团像个大家庭。”许兰骄傲地说，“交响乐本身就是集体的艺术，演奏家永远要心里单纯，内心温暖。在这里，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