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陈斯音

　　位于杭州的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大院里，矗立着一块南极石，采自东经76度、南纬69度的极寒之地。石下碑文写着：上世纪80年代初，来自海洋二所的科学家代表中国第一次踏上南极洲，拉开了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序幕。

　　1980年至1981年，海洋二所科学家董兆乾就参加了对南极大陆的国际考察。

　　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从上海出发，中国的第一次南极考察由此开启。海洋二所共有28名成员参加，构成本次考察中“南大洋考察队”的主力。

　　1985年1月24日，在经过补给、停靠乔治王岛开始建站后，部分成员组成南大洋考察队乘“向阳红10号”进行南大洋科考过程中，首次进入南极圈。2月20日，中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正式在乔治王岛建成。

　　从那时起，中国这个“南极科考的后来者”每年都派出科考队，探索那片神秘的大陆，30年来从未间断。今天，“雪龙”号破冰前行，中国已经在南极建成4个科考站，并不断深化南极科考的国际合作。

　　海洋二所的科研工作者们参与了中国历次南极科考，是这一伟大历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现在，这里不仅珍藏着老一辈探险者的回忆，更蕴育着新生代科学家的雄心。

　　一

　　现任海洋二所条件保障处处长杨关铭翻看着一本厚厚的相册，里面是一张张拍摄于30年前的老照片：“向阳红10号”、地球上最南端的城市乌斯怀亚、长城站……1984年， 20岁的杨关铭是整个考察队里最年轻的成员。如今，“小杨”已经成了“老杨”。当年并肩奋斗的二所战友里，有4人已经永远离去了，还有的在异国他乡，重逢变得很不容易。

　　只是，当年那荜路蓝缕的艰危和为国争光的志气，还深深留存在老杨的记忆里。“我们那一次出海，真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普通民众去南极旅游都不是难事的今天，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所必须具备的探险的勇气。当时随船的《光明日报》特派记者金涛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披露，科考队员们出发前曾写下誓言：如果在南极科考中不幸牺牲，就将遗体安放在那片冰雪大陆上。

　　这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心情不是没来由的。当时的南极科考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一片空白：从上海到阿根廷补给点乌斯怀亚的航线要自己探索；南极冰盖上没有我们的落脚点，一到就要建科考站；进入南大洋，没有卫星云图，全靠经验观察判断天气，很难躲过密集的气旋……

　　1985年1月26日，在南大洋，杨关铭遭遇了终生难忘的风暴袭击。“向阳红10号”陷在狂风大浪之中，整整9个小时无法摆脱。

　　当日深夜，船上的广播突然响起船长张志挺带着浓重绍兴口音的命令声：“关闭所有的水密门，全船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上前后主甲板……请注意，再广播一遍……”不少船员在许多年后都还记得那冷静的声音，以及自己紧张的心跳。

　　这条140多米长的万吨巨轮被巨浪拍击得前后左右疯狂摇晃，常常是船头深深扎入水中，船尾则高高翘起，螺旋桨都离开了水面。

　　现任海洋二所后勤服务中心主任的胡钦贤当时在指挥塔里，看到船长双手扒着窗棱，望向极昼中白茫茫的海面，长时间一动不动地思考着。

　　杨关铭说：“我们六七个人呆坐在一个船舱里，谁也不说话，手死死把着护栏。从舷窗看出去，只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风浪撕扯着“向阳红10号”的钢板，发出刺耳的“刺啦”声，仿佛下一秒就要将巨轮扯为两半。这恐怖的噪声好几年后还不断出现在杨关铭的梦中。

　　虽然最终成功脱险，但是考察队也深刻领悟到南极气候的反复无常，而我们又缺乏有效的预报手段，不得不缩减了原有的科考计划。

　　让老一代科考队员们刻骨铭心的灾难性天气，对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基本不构成威胁了。成功参与完成中国第31次南极科考任务，刚刚回到杭州的海洋二所高级工程师丁维凤说，“雪龙号”配备了专门的气象预报团队，掌握卫星云图等大量数据，可以准确地预报未来一周的天气，足以让科考队做好躲避或应对恶劣天气的准备。

　　30年来，这样的变化还有很多。让胡钦贤记忆深刻的是，“向阳红10号”离开长江口后就控制用水，近一个月内不能洗澡、洗衣，直到抵达乌斯怀亚。这时船上的蔬菜都吃光了，全体船员出力，从补给地搬了3万斤大白菜上船。海事卫星电话是稀罕物件儿，船员没机会和家人联系，唯一把他们和祖国连在一起的，是每天通过短波收听到的《新闻联播》……现在，科考队员一天的伙食津贴达200多元，雪龙号上各种水果蔬菜牛奶咖啡管够，随时都能洗热水澡。丁维凤指导的两名“90后”研究生也参加了本次南极科考，他们说，“去一趟南极长胖了”。队员们的手机上装着名为“海信通”的应用，和家里联络不成问题。

　　如今每年在长城站度夏的科研工作者有四五十人。“吃水不忘挖井人”，1985年，中国科考队第一趟去南极就建成了科考站，并且当年就留下了8名队员越冬，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向阳红10号”张开“大肚子”，科考队员们从里面卸下一袋袋水泥、沙子、钢板、房梁……还开出一辆工程车。考察队员和海军战士齐动手，不到两个月，长城站就落成了。海洋二所科学家给长城站附近的一个小淡水湖泊起了个家乡的名字：西湖。

　　二

　　1984年12月25日午夜，当“向阳红10号”驶近乔治王岛，茫茫的冰盖、成群的企鹅出现在眼前时，全船的人都在欢呼。时任海洋二所副所长、第一次南极考察南大洋考察队队长金庆明心里充满感慨：中国终于来到南极了，中国已经来得太迟了！

　　科考队员深知，中国此前对南极的研究是一片空白，他们的任务就是开展基础性调查研究，“把面上的情况摸清楚”，每一项数据的取得都堪称突破。

　　“向阳红10号”在南大洋上依次跑过近30个站，对水环境和海洋生物都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科考重点之一是磷虾。磷虾是一种几厘米长的浮游动物，研究其分布能够了解海洋环境；磷虾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被视为人类未来的储备食品。科考队员反复尝试改良拖网，成功地捕捞了开展研究所必需的磷虾样本。胡钦贤和同事们分析了各个海域的叶绿素含量，揭示水环境的细微差别。

　　获取不同深度海水的温度和盐度也是一项重要任务。杨关铭说：“我们当时所用的许多仪器设备，现在的科考船上恐怕已经看不到了。”30年前，他和同事们是这样工作的：从船上放下一根数百米长的绳子，绳子上装着一个个圆柱形的容器，负责在不同的深度采水。等容器各就各位，船上就放下一个“使锤”，这套装置能使容器的开关闭合，从而取得水样。最后还得把这5升或10升装满了海水的容器再捞上来，通过仪器，读出各项指标的数值。

　　“这份体力活儿，干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得换个人。”杨关铭说。在老照片里，他头戴安全帽，穿着略显臃肿的羽绒服，在甲板上工作。他脚大，南极靴没有合适的码子，只好将就穿两双袜子套一双普通雨鞋，冻疮生了破、破了生。

　　现在，丁维凤和同事们在雪龙号上用的是高度智能化的温盐深仪（CTD）。先进的动力设备一次性把十几个容器投放到水下，用计算机来指挥不同深度的取水，精确性大大超越人工在甲板上手动操作。探测器一边在海水里工作，一边就将采集的数据不断传回，计算机马上加以分析，并在屏幕上生成各样图表。

　　站在先驱者的肩膀上，今天的中国南极科考已经进入开展更加专题性研究的阶段。丁维凤在南极的工作是通过调查南极海冰，来了解地球气候变迁的历史，并预测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这是一项全球性的前沿课题。

　　金庆明记得，科考队第一次在乔治王岛落脚时，一位外国的科学家曾对他说：“中国人虽然来得迟，但你们有充分的准备，来得是时候。”30年来，中国南极科考不断追赶国际先进水平，中国人在南极展现出越来越自信的风采。2014年初，雪龙号成功救援俄罗斯客船，随后又自救成功，赢得国内外高度评价。在刚刚结束的第31次南极科考中，雪龙号又帮助多个国家转运物资和科考人员。中国不仅深入参与南极科考国际合作，更日益努力发挥主导作用。

　　三

　　南极科考从一开始就是一项国家层面的战略行动，始终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心、支持下开展。

　　1984年10月，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前夕，全国上下都寄托了殷切的期望。邓小平同志为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考察队领导在北京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胡启立等汇报各项准备已经就绪，金庆明当时在现场做了速记，汇报结束时，万里说：十亿人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要平安地回来。

　　临行的时候，那是一副怎样的热烈场面呵：给海洋二所的科学家们一人定做了一身西装，装扮得分外精神，胸前戴着大红花，各级领导都来为他们践行，少先队员为他们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到了1985年4月10日，他们真的带着“金牌”归来了——往返航程上万海里，等于绕地球一圈有余；建成了长城站；考察了南大洋——科考队员们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在杭州，人们把祖国春天新开的鲜花送到了他们手上。

　　今天，当金庆明、杨关铭、胡钦贤回忆起这些场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改革开放之初那种蓬勃奋进的朝气。

　　2014年11月18日，雪龙号在澳大利亚霍巴特港停靠补给，正在当地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登船参观，和科考队员交谈，并同中山站科考人员视频连线通话。在雪龙号生物实验室，习总书记和丁维凤亲切握手，详细询问船上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期待队员们圆满完成任务。

　　中国正在眺望南极科考更加广阔的远景。在罗斯海岸边的维多利亚地难言岛上，将建成中国第5个南极科考站。第31次南极科考队员已经实施了前期准备工作。同时，我国正在建造一艘全新的极地破冰科考船，未来将与雪龙号组成船队。这条船将配备先进的极地海洋综合科考装备，使科学家有更多的时间，更专注地开展极地科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