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微信圈上讨论辞职的话题突然多了起来，这在岁末年初似乎并不奇怪，但和往常不同，许多朋友直言并非不满现状，而是“想干点自己的事情”。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在谈创业办公司，人人希望成为下一个马云。“万一实现了呢”，大家如是说。

　　新一轮创业热潮正在形成。前几天在嘉善科创服务中心调研，负责人告诉我们，自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以来，入驻该县创业孵化器的企业明显比以前多了。近两年，浙江企业数量出现井喷，全省新登记市场主体保持月均2万户以上的势头。

　　回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创业轨迹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波段。

　　第一个波段，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计划经济的商品短缺加上全省贫瘠的农业产出，刺激了第一代浙商的创业基因，以传统日用消费品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成为主要方向。第二个波段，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及资本市场开启、房地产商品化，完成原始积累的浙商资本开始由单一走向多元，由省内迈向省外，浙江模式和浙江企业家进一步渗透全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态。第三个波段，我国加入WTO以及美国互联网成功，最早结识西方商业模式的年轻企业家，逐步取代传统的草根商人，开始将西方的营商理念融入到中国的消费习惯中，线上线下、产业金融互动成为创业的风向标。

　　第四个创业波段具有全民参与的复合性，不仅有官方鼓励的大学生创业潮，还有精英离职引发的创业潮，更有体制内的官员下海、科技人员下海的创业潮。其中的动力既有简政放权放宽创业门槛的因素，但更多反映了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烙印。一是注册登记便利化推动草根创业，如一些返乡农民工抓住惠农政策投资绿色农业；二是互联网技术引领互联网创业，特别是阿里巴巴上市对年轻创业者的激励非常大；三是高新区或科技园区作为载体引领聚合创业，如未来科技城附近已经拥有诸多咖啡馆式的孵化器，成为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和创业人才培养基地。

　　本轮创业是上一轮创业的延续，但较之更具颠覆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特征：零实体、小众化、大营销。“零实体”，企业不再需要办公地点，甚至不再需要雇佣员工，一个鼠标、一台电话，就可实现钱货两清，许多产品通过朋友圈的转发推介就到了千家万户；“小众化”，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最终演变为圈子市场，市场分层越来越细，一种产品指向一个特定圈子，大众产品接近饱和，小众产品越来越多；“大营销”，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营销手段更强调时效性和精准性，企业可以通过客户的日常浏览习惯掌握客户的偏好，并施行针对性的推送，光靠广告投入已经远远不够。

　　新阶段的创业扶持需要转换新的思路。地方普遍反映鼓励创业的政策也出了不少，在融资、准入、税费、房租等方面的投入也不亚于周边地区，但创业人才留下来发展的积极性依然不高，“宁要上海一张桌，不要某县一栋楼”的现象较为普遍。如何破解这种困局？建议地方政府着力于三方面作调整。

　　放低身段。仔细观察不少地方的奖励政策，不难发现申请门槛过高，实际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少之又少，一些县市本身不具备区位优势，但政策导向却直接面向省千人才甚至国千人才，其结果可想而知。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最紧缺的资源，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要客观评估本地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可一味贪高贪大，否则钱花了不少，最终还是门可罗雀。要让普通人才、高校毕业生，甚至具有一定技术的工人和农民都可以成为创业扶持的对象，让创业从底层迸发，从基层迸发。

　　科学规划。不少地方都建立了创业孵化器、加速器，但规划不够科学，建设也较为凌乱。一些孵化器，左边是漂亮的电子商务写字楼，右边紧挨着则是药剂试验中心，不时飘来刺鼻的味道，再不远就是工业园区，随处可见一辆辆卡车，浓烟滚滚、笛声隆隆；还有一些孵化器，远离市区，主体只有两栋写字楼，周边全是农保地，没有任何商业配套。这些规划误区尽管并非施政者的本意，但无疑会影响当地的创业成长。

　　保持耐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些地方在筑巢引凤时过于急躁，希望创业项目引进可以马上产业化，在单位税收等方面建立了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企业一年没达标扶持就减半，三年没达标可能就得卷铺盖走人。诚然，考核既是对政府投入的一种回报，也是避免道德风险的有效手段。但创业本身是高风险事件，早期创业更是持续烧钱的过程。政府应变刚性考核为柔性考核，对不同企业设置合理的创业缓冲期，也可以引进天使资本、风险资金和私募资金，用市场化的手段化解创业失败风险。

　　在浙江，创业就是创新，这里诞生了中国改革最脍炙人口的财富增长奇迹。每一次创业风暴的兴起，都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与浙江经济的兴衰沉浮形影相随。过去创造了我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座中国农民城，现在又创造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未来势必将进一步改写浙江的产业格局。创新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引擎，创业同样是浙江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