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浙江经济增长的一道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浙江经济增速从领跑全国的地位，一路下行，4年后几乎跌至全国末位。浙江经济增速位次下滑，是粗放外延增长走到尽头的必然。就在1999年至2003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合计高达170.6万亩，仅次于新疆的247.8万亩，居全国第二，占全国同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的9.6%，是一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数字。

　　这种状况不用想就可知道，绝难持续。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耕地从0.7亩多，下降到目前的0.5亩左右。虽有人口增加及口径变化因素，但实际降幅或许更大。简单地说，30多年来，我们至少减少了相当于一个杭州市的耕地。

　　制度性的土地紧缩终于在2003年来临。这一年，国土资源部开始实施“土地新政”，此前宽松的国有建设用地供给闸门戛然而下。2004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猛然从上年62.5万亩，降至39.7万亩，最低的2008年仅24.7万亩。浙江各地叫苦连天，甚至社会设施项目都难以落地。

　　然而全国，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建设用地供给却大幅增长。历年《国土资源年鉴》数据显示，2004年至2012年，全国不包括江苏、上海和广东的28个省份，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高达16.0%。其中贵州年均增长64.8%，河南32.3%，江西26.1%，内蒙古23.5%，安徽20.5%。

　　中西部地区的地方债亦扶摇直上。我们搜集整理的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6月，全国各地的地方债合计多达17.4万亿元，占各地GDP比重平均高达27.7%。其中19个中西部省份地方债合计占全国的53.7%，比其GDP占全国比重高9.1个百分点。有3/4的中西部省份的地方债占当地GDP比重高于30%，其中4个西部省份高于50%。

　　在中西部土地供给增长加快和巨额地方债的双双支撑下，形成了一场政府推动的粗放外延增长盛宴。2004年至2013年，上述19个中西部省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2%，高出全国平均数3.4个百分点，亦大大高于其GDP增长。现代经济增长一二百年来，全世界的经济都在持续向沿海集聚，美日等发达国家至今仍未停止。中国经济却早早停止了向沿海集聚，转而向中西部地区集聚。2013年与2004年相比，沿海11个省份GDP占全国比重下降了3.2个百分点。

　　沿海省份因土地供给增长受资源和制度双重制约，注定较难加入到这场粗放外延增长的盛宴之中，浙江尤甚，更是注定成为全国GDP增速“洼地”。2004至2012年，浙江国有建设用地供给年均增长仅2.1%，比全国平均数低11.4个百分点；江苏年均增长9.8%，比全国平均数低3.7个百分点；广东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比全国低2.2个百分点。沿海省份地方债亦相对较少，浙江地方债总额列全国第12位，占GDP的18.4%，比全国平均数低9.3个百分点。江苏和广东地方债总额虽分列全国第一二位，但占GDP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沿海当然不应五十步笑百步，应高度重视控制好地方债。但也正是在此情形下，浙江这十年，粗放增长缺少土地，集约增长又因企业向省外投资而难以较快推进，出现典型的两难困境。

　　十年之中，浙江并未能全身心投入这场粗放外延增长之中，既是无奈不得已，也可说是意外之幸事。我们辛辛苦苦打工挣钱，为的就是过上一种美好生活，那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就注重结构优化、环境质量、生活内涵呢？浙江虽失去了GDP增速领跑全国的地位，但在结构转变，以及人文社会发展方面并不逊色。我们最近对这十年20余个指标的分析表明，发展指数甚至有所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已到了必须进行重大调整的关键时刻，新的发展方式理应先在浙江率先发育，这是浙江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