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彪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中指出，科技和通信领域如闪电般迅速的进步，使全世界的人们可以空前地彼此接近，新兴经济体国家将在变平的世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若把历史往回倒推五年，我们或许相信这一论断，但如果放眼未来几年乃至整个“十三五”时期，笔者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或许并不那么乐观。近10年来，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超过50%。特别是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新兴经济体更是力挽狂澜，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绝对支撑。但2012年以来，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如过分依赖能源原材料出口、产能过剩、农业生产率低下、金融监管不严、社会不公平等等，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弱化。与此同时，随着欧美经济体逐步摆脱财政危机，以及制造业的回归，全球经济重心已出现向发达经济体回归的迹象。

　　对我国而言，尽管经济增长依然傲视群雄，但全球贸易规则特别是亚太开放格局的可能性变化，或将对我国长期维系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带来重大冲击。由于2006年世贸组织多哈谈判陷入僵局，为捍卫全球贸易霸主地位，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先后发起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等自由贸易谈判，力图形成新一代高规格的国际经贸新规则，来取代目前的WTO规则，中国面临被主要国家挤压的边缘化危机。尽管我国目前正在积极寻找自己的自由贸易伙伴，但由于起步较晚，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或周边小国，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额占比不到25%，剔除港澳台后更不足15%，远远不及美欧的40%至50%。面对未来贸易规则、格局的变化，我国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危险。

　　更为严峻的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后发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可能会被再次拉开差距。大数据浪潮、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融合，以及能源、材料、生物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空前活跃，正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各主要发达国家积极备战产业革命，欧盟于2009年提出“智慧欧洲”战略，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并于2011年正式启动以机器人为突出内容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页岩气革命、3D打印以及特斯拉为代表的绿色产业等，正加速从发达国家的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对后发国家和地区而言，依靠国际产业转移实现梯度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各国之间竞争性的、站在同一起跑线的平行发展创新时代正在开始，需要警惕再次被甩开差距的风险。

　　所幸的是，未来几年的世界经济正在逐步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低迷影响，对中国乃至整个新兴经济国家都是一个好兆头。从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等领先指标看，自2013年上半年开始，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已出现实质性回暖迹象。最主要的表现是发达经济体的综合股票指数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持续创新高。世界银行去年6月份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2015年和2016年将分别回升至3.4%和3.5%，2017至2020年也将维持在历史中枢水平以上。尽管短期内世界经济还难以恢复到本世纪初因美国互联网革命而出现的繁荣景象，也不排除可能出现周期性的收缩，但原则上不会出现更大的危机。

　　展望“十三五”，世界经济增长势头总体良好，但国际贸易规则和产业竞争格局或将发生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话语权争夺将愈加激烈，我国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而对长期站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浙江而言，正视变化，积极而为，转危为机，已变成一刻都不得耽误的任务。

　　（作者单位：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