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彪

　　过去几年，我国经济虽然经过大规模的需求刺激，经济增速有所回升，但很快又回到谷底。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有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的冲击，更有现有宏观政策与增长动力转型不相适应的影响。

　　在传统增长红利时代，由于没有要素约束，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扩张和外贸需求拉动来形成，宏观政策主要采取的是需求管理。在供给无约束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是有效的。但当生产要素的供给接近极限的时候，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经济学上，就是供给曲线垂直，需求曲线的移动只会带来价格的攀升，而不会带来产出的增加，这也是2009年我国经济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特别是随着居民消费对品牌、安全等要求的不断强化，一方面国内低端产品大量过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加入海淘大军，成为“海淘一族”，反映出国内产品供给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需要。

　　要保持长期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来实现，推动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根本性置换。供给管理主要有三大支撑，一是技术创新供给，即从劳动力、资本的扩张转到依靠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上来；二是结构改善供给，即从产品的低端重复建设转到高附加值、个性定制化上来；三是制度优化供给，即从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体制转到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体制上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

　　在增长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上，“十三五”的中国经济将面临三大趋势性变化。

　　其一，消费崛起的时代已经来临。需要指出的是，储蓄决非消费增长来源，政策刺激亦非主因，关键还是收入分配关系开始逐步向居民收入倾斜，而根源则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发生的趋势性变化。2012年我国15至59岁年龄人口比上年减少345万人，首次出现绝对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由此带来的是，自2011年开始，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开始出现快于GDP增长的积极变化，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趋势得以逆转。理论上讲，消费崛起应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大于50%，这个条件已经满足；第二个条件是消费占GDP比重即消费率大于50%，目前也已基本接近。随着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以及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凸显。

　　其二，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梯度开发格局正在形成。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尽管有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国家战略的支撑，但我国区域经济的总体特点是东重西轻、非均衡发展。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打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支撑带的宏伟战略，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谋划全方位开放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我国区域开发格局将由目前的“沿海一竖”转变为“π”型结构，“一带一路一江”有望构筑新的战略增长极。

　　其三，传统产业和城市形态可能经历重新洗牌。近年来，互联网应用在中国城乡迅速普及，第三方支付、社交网络、互联网金融等业态的出现，不仅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产业布局和城市形态。一方面，网络经济会打破传统商品交易模式，催生大批与之相关的新兴产业，推动城市产业结构更新调整，极大丰富城市功能和内涵。另一方面，网络经济也会促使空间距离在约束城市发展的诸多门槛中沦为次要因素，弱化生产要素的高度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推动城市和产业空间布局分散化发展，最终可能导致大都市圈周边的产业集群以及部分中小城市的超级商业区不再成为必要而走向裂解。

　　展望“十三五”，新常态的来临尽管不会阻止我国在“十三五”末进入高收入地区行列，但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已经发生重大调整，传统产业和城市形态也将不可避免遭遇业态创新的猛烈冲击。对浙江而言，摆脱惯性增长模式，客观判断趋势变化，找准自身的战略增长点，已经时不我待。

　　（作者单位：浙江省改革和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