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

　　古典小说《红楼梦》历来被誉为百科全书，从理财的视角探析该书，可以看到预算控制、资产管理，还可以看到增加流动性（典当）、盘活存量（放高利贷），甚至还有PPP雏形的公私合作案例。

　　如果把贾府比作一个小社会的话，大观园就是一个公共产品，贾府上下，无论主子还是奴才，都消费这个公共产品，元妃省亲、黛玉葬花、宝玉夜祭是在大观园，小红邂逅贾芸、司棋私会潘又安也是在大观园。这个公共产品本来是官有官办的，存在严重的效率问题。

　　《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探春在不改变大观园产权属性的前提下，把具体的经营权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交给贾府的下人来实施。这种公私部门的“运营与维护合同”，属于广义的PPP范畴（狭义的PPP，通过公私合作经营还有融资作用，这在本案例中体现不够明显）。

　　通过观察大观园PPP模式，可以得出如下经验。一是要建立激励机制。将经营效果与利益挂钩，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提高了效率。按照探春的方案，大观园的产出除保障贾府中定例取用外，允许经营的老妈妈拿去生利，极大地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书中第五十九回，曹雪芹借小丫鬟春燕之口描绘了改革后的新气象：“这一带地上的东西都是我姑娘管着，一得了这地方，比得了永远基业还利害，每日早起晚睡……老姑嫂两个照看得谨谨慎慎，一根草也不许人动”。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按照下人的专业特长实行分业经营：潇湘馆的竹林交给老祝妈照管，稻香村的菜蔬稻稗交由老田妈经营。通过专业对口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也要避免中间徇私。贾府管理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舞弊成风，探春、宝钗等通过“收入抵免支出”的方式，将大观园经营收入直接抵免有关支出，“问他们谁领这一分的，他就揽一宗事去，……不用账房去领钱。”减少了管理层次和结算环节，防止了中间盘剥与舞弊行为。

　　分配必须兼顾各方利益。改革后的大观园，除保留其原有公共产品属性外，作为产权方，贾府还得到生活用品实物供给保障，“头油，胭粉，香，纸，……都是有定例的……都是他们包了去”，光这一项一年就省下四百两银子。除此之外，改革方案还考虑了让经营者“盈利但不暴利”的问题，要求经营者每年“拿出若干贯钱来，大家凑齐，单散与园中这些妈妈们”。改革做大并分好了“蛋糕”，使各方都得利。

　　当然，大观园PPP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便是契约基础不牢固。大观园PPP模式中，没有合法有效的PPP协议，探春仅征得了王熙凤的口头同意，没有请示贾府决策层（贾母、贾政、王夫人）得到产权人的授权。因此，探春的经营管理举措难以约束贾府全体成员。在小说第五十九回，就出现了宝钗的丫头因摘柳条、鲜花而与负责经营的婆子产生冲突的情节。事实上，这项改革也是短命的。至小说第六十四回，王熙凤病体渐愈正式复出理事，之后的大观园风波迭起，一度热火朝天的PPP模式不再被提及，改革无疾而终，未释放红利。

　　二是产生负外部效应。贾府中的奴才多“联络有亲”。其PPP模式运营后，经营人从事其他工作的亲友就疏于本职工作来参与PPP项目，这种“兼职”行为干扰了贾府的正常工作秩序。例如，春燕是怡红院的丫鬟，本职工作是服侍宝玉，因为他姑妈经营了一份产业，经常被叫去照看照看，这对其本职工作是有影响的。

　　由此可以得出，运作好PPP模式，首要选择最佳合作对象。通过引入合作伙伴，既要引进资金，又要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在选择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政府采购等市场化手段，通过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确保项目程序公开规范、结果科学合理。

　　在PPP模式合作成功的关键是当事人能够诚信履约。尤其是政府一方，要有契约精神，不能利用管理者的优势侵犯私方的合法权益。此前有报道称，对于从事特许经营业务的企业而言，最大的风险来自政府不守信，包括不履行合同义务、不兑现与项目有关的承诺、在合同之外增加特许经营者义务等。

　　因此，应当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依法行政，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产权边界也须清晰界定。在PPP运作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要组成特殊项目公司(SPV),在执行过程中,项目的权利义务都归属于SPV，SPV的股东根据合同分担风险和收益。就是通过SPV这种标准形式，保障多元的股本在非常清晰的股份制产权制度框架之下寻求共赢，防止“搭便车”。

　　同时，应当建立奖惩激励机制，在合同中设定专门条款：假如私营合作伙伴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不符合合同要求，公共部门可以根据合同对其予以惩罚，比如削减支付额；如果持续低于合同规定的标准，公共部门可终止PPP合同，直接接管项目或再进行招标。当然，如果私方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优于合同规定的标准，公共部门可以追加一定比例的支付，以示奖励。

　　探春主导的大观园PPP模式并未化解贾府的经济危机，但引古鉴今，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积极稳妥地做好PPP的探索与实践仍有现实意义。

　　（作者为青年法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