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黄宏

　　【关键词】 政府确权

　　【长镜头】

　　从去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关注浙江的“权力清单”制度试点。今年初，我有幸接到了有关权力清单报道的任务。于是，开始恶补知识，翻阅大量书籍和资料。我发现，其实在《周礼》和《职官志》等经典古籍中，都有对官员数量、限权的相关表述，只是话语含糊不清，但可谓是现代“权力清单”制度的雏形。

　　理清思路后，我当即出发去富阳，只记得那时正值隆冬，虽然天寒地冻、万物萧瑟，但心中充满着火热，那是内心一种采访重大题材前的澎湃。

　　正是有了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当富阳市相关负责人递上一本厚实的权力清单细目时，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也变得灵动起来。此后，又历经数个部门采访，我试着深入了解这个新鲜的名词。

　　白天采访后，晚上继续披衣阅读，直至万籁俱寂。突然间，我有所感悟：政府的权力，就像一张巨大的拼图，这儿一块，那儿一块，全部拼装起来后，整个权力边界，细微之处也历历在目。

　　从此，我似乎和“权力清单”特别有缘，多次和它近距离打交道。今年6月，省级部门公布“权力清单”，我又有幸参与报道。再次细读，欣喜地发现富阳的“权力清单”和省级部门的“权力清单”相互呼应。“权力清单”的概念，也变得立体化。

　　从事记者行业10余年，平素的工作，通常是就一个事件，或描或评，从没有这种“高富帅”的全局感和立体感。蓦然间，昔日写过的一个个稿子居然在这个立体中能找到相应的位置。我也终于明白政府施政的不易，以及制度设计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