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醉

　　区委报道组 毛一波

　　几个月前，宁波海曙白云庄社区磨了7年多的“公益豆浆”磨不动了。

　　“公益豆浆”名叫“五豆坊”，2007年，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许宝玉和3名队员成立磨豆浆志愿者服务小组，为居民磨制由黄豆、青豆、黑豆、豌豆和花生作为材料的五豆浆，只收原料成本价，并免费送给社区高龄老人和五保户。

　　可今年，许宝玉确诊患了帕金森病，其余几名队员年纪太大、身体不佳，也干不动了，8月，“五豆坊”停业。

　　民间公益组织面临消亡，并非个案。

　　宁波仅海曙区就有1200多家靠热心人士发起的民间公益组织，而因“领头人”年岁渐长、精力不济等多种原因，不少公益组织陷入存亡危机。据不完全统计，海曙区仅南门街道就有十余家社会组织消失，放在宁波全市，这个数据将更大。

　　今天的社会管理，越来越注重社会组织的作用。这些分散在基层的社会组织，已成为党委、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左膀右臂。但民间公益传承为何这么难？如何才能稳稳接棒？这是全社会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断档”的公益传承人

　　90岁的王亚萍身体大不如前了，但让她放不下的是自己创办的“王亚萍青少年希望书屋”，她每天都要坚持来打理一番。

　　王亚萍爱读书，2002年在柳锦社区创办了公益书屋，免费对外开放。

　　“草根类”的社会组织中，领头人往往是公益项目的灵魂。“看到不错的书，我就掏钱买下来，放到书屋里，大家一起分享阅读。”王亚萍说道。这个不足20平方米的书屋，就靠着她一个人的“财力”，慢慢积累起丰厚的藏书，如今已经有8000余册，超过大部分的社区图书馆，借书累计超8万人次。

　　领头人的“号召力”是民间公益的优势所在。组建时，凭着领头人的个人魅力，或是因相同的兴趣爱好，几个人走到一起，一个公益项目往往可以瞬间成形，而同时这又是其最大的缺陷。

　　“一旦领头人出了问题，直接影响整个团队的发展，而且很难找到可以相匹配或者有同等影响力的接班人。”南门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相关负责人举了个例子，他们曾有个社区文娱团体，领头人自掏腰包承担了许多活动经费，舞蹈也是她一力排演，后来她无暇经营，剩下的队员没有一个可以撑起场面，团体因此分解。而像“五豆坊”项目，每天早上4时起来磨豆浆，仅这个条件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接班人。

　　这几年，王亚萍眼睛花了，体力弱了。老人说：“终有一天，我会无力经营书屋，就想着把藏书留给社区，可没有合适的人继承打理，又不放心！”或者，到时候她只能把书全部捐掉，那书屋也就不复存在了。

　　数据显示，海曙区的1000多家公益组织里，很多组织组建时间不短，长的十多年，短的也有七八年，积累了不少影响力，有的还成为全市的“金牌公益组织”。但约四成组织的领头人年龄超过65岁，面临传承人“断档”的危机。

　　自发的民间传承“接力”

　　停业的几个月内，“五豆坊”内部经历了一场艰难的大换血。

　　“本想一关了事，可居民呼声太高。”社区干部告诉记者，“五豆坊”一停业，几乎每天都有居民找上门。中信白云小区的张月香说，除了去女儿女婿家住的那几天，其余时间她每天都要去喝豆浆，已经5年了。

　　草根类公益组织虽然人数不多，可影响力不小，没法说关就关。

　　“老班底的模式靠几个人的长年坚守，如今行不通了，我们试着发挥全社区的力量。”社区和居民商量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重新组阁公益团队。

　　新团队由社区老年协会成员和一位专职社区委员组成，16名成员，一个月30天，一个人平均每月轮到两次，专职委员负责排班和团队管理，还制作了值班表。上个月底，新鲜人马上任的“五豆坊”重新开业了。

　　“五豆坊”新老交接依靠众人力量，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恒爱编织站”则试图引进制度、规则，变成公益企业。

　　在牡丹社区“恒爱编织站”里，40位编织者手中的毛线飞快转动，有人专门负责质量把关，有人专门担当打样师，一切显得有条不紊。手套完工后，编织者可以拿到相应报酬，就像企业的“生产线”。

　　编织站的项目刚开始也只是三五个人自发编织爱心毛衣，送给孤童。可同样即将步入七旬的创始人严婉贞总觉得，仅靠她的热情，公益很难走得长远，她开始谋划传承。

　　“企业可以聘经理人管理，经营上百年，民间公益同样可以。”严婉贞说道，如今，编织站开始聘请编织员，大多是下岗职工，织好的毛衣、手套由企业认购、商场寄卖等方式积累公益基金，用来发放工资，而认购的爱心织物则捐赠给福利院和孤残儿童等，实现双重公益。

　　如今，编织站已发动了爱心企业参与建设，每个编织站投入12.5万元的种子资金，可帮助15名编织员每年获得人均1万元的额外生活补助。按照设想，3年后，全市将建立公益编织站50家至100家。小公益不但实现传承，还能做大做强。

　　政府“购买”公益专职岗

　　资源整合？还是企业化引导？海曙区政府也在探索最合适的道路。

　　最近，52岁的王雅琴正式成为第一个拿工资的公益“领头人”，她负责的是“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专为老人提供临终关怀。项目的管理、运作、组织活动等由她一手操办，每年大约能拿到一万多元工资。

　　这份工资，来自政府花钱“购买”公益岗位。有了稳定收入来源，王雅琴就可以安心做公益了。

　　“义务打工毕竟难以维持，容易让项目后继无人。”几年前，王雅琴就开始做公益项目，曾创办为单亲妈妈服务的“月亮妈妈”公益团队。可是一边要上班，一边要干公益，精力有限，项目慢慢停止。而另一个公益团队“星星的孩子”负责人冯东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管理着300多名自闭症儿童家长组成的QQ群，但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公务员。他只能在下了班、照顾完女儿后才能着手处理互助会的事务，难免力不从心。

　　海曙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认为，民间公益难以传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头人才的匮乏，政府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帮公益组织找到稳定的领头人。

　　去年，海曙成立了宁波首个公益组织发展基金会，共有资金300万元，专门扶持民间公益团队，目前已经为200多个公益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但是，这笔经费只能用来开支活动所需，不能用于人头费。今年，海曙试行公益岗位购买，由政府出资向社会招聘一批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再分派到合适的社会组织岗位上，每个岗位可以获得一笔经费补贴。

　　目前海曙正在通过这种方式，替北斗心灵生命关怀社、“星星的孩子”家长互助会、恒爱编织站等3个公益社会组织招揽公益人才。

　　“负责一个项目的公益人才年薪不超过5万元，但也会让一个人同时负责两个项目，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报酬，岗位将实行坐班制。”裘丽萍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未来解决社会组织领头人问题的主要途径。“我们也在考虑，对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社会组织，未来可以给予他们适当的行政管理费，增强市民参与社会组织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