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亮

　　与徐芳坚守“风眼中的宁静”这种独特的都市文化心态相对应的，是诗人对诗歌纯美境界的一贯追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徐芳先后对瓦雷里的象征主义、庞德的意象叠加等诗歌艺术颇感兴趣，但她又从不拘泥于对他人的模仿和追随，而是自觉与自己的城市体验不断融合，期望实现对现代都市语境下某种具有“共时”意义的审美价值把握，达到某种纯诗境界。她曾说：“城市粉碎了共时的古典浪漫，但城市的共时在另一个意义上却空前发达并且精确起来。”

　　“城市的共时”，这是徐芳城市诗学构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其中包含着诗人对城市与美的关系的深刻体悟。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巴尔扎克：城市作为小说》一文中认为，巴尔扎克笔下“是一部关于巴黎的地貌学史诗”；而波德莱尔是“根据巴黎的形象来想象巴黎人……”卡尔维诺指出，“城市不仅培育出艺术，其本身也是艺术”。这正对应了爱德华·索亚归纳出的三种空间观念：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情感空间、以差异为特征的第三空间。显然，徐芳笔下的上海既非客观摹写，亦非主观想象，而是有些近乎“第三空间”的创造——它有着卡尔维诺一样对城市诗意的坚信，注重在更大空间意义上发现其“差异”。可以看出，徐芳诗中隐伏着她对“现代性”的独特感知与审美态度，既非批判性，也非主旋律；既不事炫耀，也拒绝沉迷；既有主体意识掌控下的沉静体验，也时常遭遇多重身份转换时的内在冲突和生存尴尬……“打开手帕/我们终于为难地发现/四周都是边缘……”（《今夜》），这种“尴尬的状态”并不止于青春期的体验，而是一直隐含在徐芳的创作中。而难能可贵的是，诗人始终敢于直面自己的真实体验，并让它在与城市的互动对话中保持开放性和生命力。

　　徐芳对共时性城市诗意的发现，可以细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空间性的——从时间之流中截获片段、瞬间定格。比如城市景观中的一棵树、一条街、一扇窗、一串彩灯，甚至一缕烟、一滴水……这类城市意象相对接近中国古典诗意传统；二是时间性的——从空间阻隔中突入时间之流。这也许是徐芳一个了不起的独创，因为城市作为空间性的存在，对于生命的切割与阻障恰是通过斩断时间之流来体现的，而能够突破这重重空间阻隔，将日常诗意落实到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这是时间的复苏，更是生命的升华。最新出版的《日历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由每一个日子串缀而成诗歌的架构，既表现出“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长着一张张陌生的脸”的都市生命体验繁复、频变的一面，又因一年（以2011年为标本）的“日历式”完整抒写，隐喻了生存现实雷同复制、周而复始的另一面；三是跨越性的——通过时空交汇、点面互衬、虚实相生等多种艺术手法运用，创造出以诗人独特生命体验为内核的颇具涵盖力的“主干意象”，从而构筑起面目一新的现代都市诗意。它有时温热可人，像“盛在青花瓷碗里的/一碗热汤/一吹如雪/再吹如同碧海”（《一月三日，一晚热汤》）；有时冰冷似铁，而“我们像一团/从冬雪的寒冷里/就早早出发的柳絮”（《二月十六日，“蠢”》）。有时是“下不完的雨/晴不了的天”（《四月九日，茶餐厅的下午》）；有时却又“满眼满天都是朝阳绯红的表情”（《八月二十六日，云阵》）……城市因时空贯通、收放自如的艺术想象而呈现出其丰富、无穷的“共时”诗意面相，“那样一片缤纷/那样一片迷蒙/却使我的眼帘变薄变得透光/使我的睫毛变长变得闪烁/使我的眼波变清变得流动……”（《楼上的春天》），这也许并非艺术夸张，而是诗人一度进入纯诗境界的真实情态！

　　徐芳是当代中国城市诗人的重要代表。城市生活的体验与思考构成其文字的全部。诗人对于这座生养她的城市的情感始终是深沉而又复杂、矛盾的，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逐渐孕育出诗人独特的城市诗学理想：兼美之境，并为之苦苦追寻。所有充满矛盾的体验、深含困惑的思考，均与此城市诗学构想形成深度而隐秘的对契抑或错榫。城市与人的关系，始终是诗人思考与表达的核心所在。《日历诗》一方面将城市视为“第二自然”，成功拓展了城市美学的内涵空间，另一方面又把生命体验落实于城市日常生活的土壤之上，并穿越日常生活的表面，直抵以爱为灵魂的人伦亲情，由此体现出在现代都市寻求心灵故乡的兼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