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上一百，形形式式”，芸芸众生成千上万，更是殊不同了。就像每一片树叶，每朵雪花都不相同。在茫茫人海，人之不同，不独指浅浅外表，更指幽幽内心。故而在熙熙人群中，文人的“怪”特别地引人注目。因为行为处事的与众不同而被冠之“怪怪的”文人，实在还不被看好，尽管有时其人心还十分滚烫，但不会说话和涂抹，不会包装和推销，操作也差，硬是被人们生生地怪煞了。

　　文人的怪确实令人诧异非常。生在西班牙、9岁迁居美国的哲人桑塔耶斯，长期在哈佛教书。50岁那年，有一天他在讲台上讲课，偶有春鸟飞来，立在窗格子上。他看了会儿似有所悟，大声地向学生说：同学们，抱歉了!我与阳春有约!竟开始了他云游欧陆的开端。其实这老外还不算太怪，他这种怪恐怕与有钱又舍得丢下饭碗有关。在我们至少在我，是不敢走的，盖因没有这个底气——钱之故也!在古人中，金圣叹之怪恐怕算一个。他老先生被投入大狱，到了马上就要脑袋搬家的份了，竟还煞有其事秘密地告诉儿子一种美食：豆腐干合着花生米嚼，味道赛过火腿。这份调侃味儿，恐怕算得上是真正的“砍头只当风吹帽”了。

　　说起文人的怪，有的也生动有趣，可圈可点。鲁迅先生的朋友范爱农君，据说颠狂之下，总是“白眼看鸡虫”的，恰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看人总是白叽白叽。“最高的轻蔑是无言，甚至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对此嵇先生尽管有个性，但还是没有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境界。文人的怪有的是有些意思的，有的则不可取。同是“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当了官却不问民生，终日纵酒谈玄，服药炼丹，弄青白眼，说风凉话，看似名士潇洒，实则窝囊误事。向秀、山涛则弄权为保全自身，在朝任职，容迹而已。而刘伶则是一个酒鬼，放荡荒唐，常脱光了衣服喝酒，还叫仆人提着锄头，意在喝死了让随从随处埋了。纵观“竹林七贤”，贤在何处？惠在何人？

　　贤达之处，实在甚少！

　　应该说，文人的怪，也得有资本，不然恐怕离疯子也不远了。作为文人的怪也可体谅，也可体味。是因千奇百怪的性格使然，是因各式各样的因素造成。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又要接纳世俗流眼，看惯脸色颜色，这能不怪？!才高难投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周围或者是冷漠的心灵，枯槁的形容，或者是语言乏味、面目可憎的“朋友”，一些深于城府、敏于心机、长于阴谋的混账，竟是与你有某一种割不断的联系。生的苦闷，性的压迫，死的恐怖，活得太烦，这又能使人不怪！这不怪才怪呢！

　　于是，有人孤芳自赏，冷嘲热讽；有人装疯卖傻，落落寡欢；有人躲进小楼，自得其乐；也有人写点渲泄文章。而作为文人有的怪，自身会接纳别人是要紧的。我以为，文人要打掉酸气和迂气，才受人欢迎才可成大器。但社会也要多对这些人特别地宽容。不瞎攀高枝，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不迎合时俗，只是对市井细民的庸俗之风表示清高，只是对尘嚣蛙噪之声敬而远之，这毕竟不是罪过！

　　纵观一些怪人的行为确乎令人诧异，大儒派哲学家在木桶里面睡觉，有儒生会白天打着灯笼在街上找人。这或许过分了。但诸如我们杭州老乡龚自珍，身怀雕龙宏才，可最终连屠狗功名也没得，还能不怪么！这倒要我们放出眼光，拿出脑子来，看看其中可否有难隐之处和可贵之点。有时来自精神方面的压力对才华的勃发是一种策动。病蚌成珠，积羽成舟，身体和心情都不太舒服的人往往会酿出精神的酒浆。司马迁留下的一部煌煌史章，龚定庵留下的一卷绝妙好诗，内中是很有哲学思考的。精通世事，游刃有余的人，只惯将一己的肉身养得富足通泰的人，就往往觉得这些人可笑、可怪：他们莫非有病么！其实有的文人的怪本身就有意思，就有嚼头，大凡他们很智慧、很上品。当然怪诞是令人害怕的，但有些怪人的做法，却不乏可取之处，因为这怪在自身，不碍他人的怪，不是人格上的怪，品质上的怪，比起上下其手的小政客、忌刻阴冷的二丑奴才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人们，差别不啻距若霄壤、判若云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