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从本月1日开始，世界各国代表齐聚秘鲁首都利马，为达成关于削减碳排放的历史性协议再度冲刺。在科学界接连发出严厉警告，气候变暖的风险从未如此显而易见的背景下，这次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试图为明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变化会议奠定基础。本次会议规模宏大，共有来自194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万名代表出席，其具体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是保护地球生命必须遵循的最高上限，为此需要大幅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既然涉及到生存问题，按理说应该很容易在地球人中达成共识。但现实情况是，出于良好初衷的气候变化会议几乎最终都会以吵吵闹闹收场，甚至一些国家元首在现场的声泪俱下也无法换回一个具有部分约束力的全球减排协议，大家往往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带着一肚子气回家，达成共识为何那么难呢？

　　其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化虽然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公利性问题，但具体到减排指标上，就变成了私利问题，为了公利而放弃私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尚未感觉到火烧眉毛因而缺乏紧迫感的国家，总是不愿意为了集体的获益而让自己承担超量代价，因而要不断讨价还价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其主要表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排放标准问题。在减排的总量分配上，发达国家希望与发展中国家“同步等量”减排。但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从工业革命以来地球上增加的二氧化碳主要是发达国家排放的，它们是导致全球变暖的罪魁。现在其经济已经高度发达且也无须再通过肆意排放就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标准，却要求尚在发展中且从未大量排放过的国家遵循和他们同样的严格排放标准，等于是要掐断后进国家的发展之路，因而后者不会答应，而是认为不能在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不在一个层面上的国家之间实行一刀切的方式，当前发展中国家的排放本质是长期落后历史累积所导致的补偿性消耗，因而应享有“共同但有区别”的排放标准。

　　其次，技术改造成本问题。发达国家减排所需要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其工业架构、交通工具的效能、甚至生活模式经过多年的持续优化，已经达到相对理想的状态，继续减排对其来说成本不高。但发展中国家基本仍在沿袭粗放型发展模式，这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这样，而是因为在技术水平不足、人口素质不高的背景下没有别的选择。等量减排的唯一可行手段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帮助其尽快转变成高效低能耗的集约化发展模式，这样全球都可以受益。但发达国家认为没有理由为了全球公益就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这些技术资金无偿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如果你不给钱我就不卖，大不了大家一起倒霉。

　　再次，国内政治的干扰问题。对某些发达国家来说，减排不单纯是技术改革的问题，更是涉及到生活品质的难题，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其生活方式多年以来一直维持着高能耗的模式，房子要住大的、汽车要开大排量的、甚至冬天取暖也直接烧油，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有钱所以挥霍成了习惯。现在让他们减排，等于是要降低其已经多年习惯的生活品质，谁愿意啊？于是就要向政府施压，再这样逼我下回我不选你，政府也就不得不妥协，全球利益靠边站，国内诉求排第一。大家一看连美国都带头排放，我们为什么要自我约束呢？于是谈判始终无果，我行我素盛行。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世界各国对此没有异议，但是各国实际感受到的威胁差别很大，海洋岛国每天要面对全球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国土面积不断在缩小，而切身感受不足的发达国家要维持生活品质，发展中国家更注重经济增长，所以让大家用一个声音说话很难。所幸的是，一些国家长期坚持高效率低能耗的发展道路，并已经尝到了相关的好处；一些国家长期受困于高能耗大排放的发展模式，内生性的减排愿望也在不断提升；而在一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某些国家的内部，有识之士也已经行动起来，从自我和地方做起并最终可能影响到国家的决策。更为重要的是，中美刚刚在APEC会议期间达成了关于排放的历史性协议，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期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