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是用来被打破的”——当下，一路飘红的电影票房正反复验证这句名言。

　　一周前，最新统计数据出炉， 2014年国内电影票房已突破250亿元，距离全年300亿元的预期“一步之遥” 。其中，超过80%的票房由52部过亿影片贡献。

　　但从艺术的角度看，这些入住“亿元票房俱乐部”的新成员，大多并不具备成为被称为“经典”的潜质，有的甚至略显粗糙；而在善于跟风模仿的中国电影生产“流水线”上，每当有一部商业片票房过亿，就会招来许多跟风者。

　　谁是它们的理想观众？

　　有人说，《小时代》《熊出没》《老男孩之猛龙过江》等影片的成功，昭示着中国电影产业在经历了第五代、第六代之后，开始进入“电影+互联网”的产业融合时代。

　　2014年，被称为“网生代元年”。

　　网生代，颠覆了传统电影产业的生产、创意、营销、发行、衍生产品及服务链运营模式，甚至打碎了故事的叙述性，割裂了剧情的连贯性，用另一种维度“看”电影。

　　对此，你可以由衷赞叹或不以为然，但作为电影人，必须在高速发展且两极分化的大环境下作出选择。

　　开创光棍节档期的《失恋33天》被称为“奇迹”，2013年贺岁档的《泰囧》被称为“奇迹”， 还有三部系列影片票房总计超13亿元的《小时代》，“50亿票房帝”黄渤被称为奇迹……

　　下一个“奇迹”，会是谁？

　　“小”而“轻”， 能否经得起如此高密度的消费？又能否填充华语片的现实感、成为电影新生态下取之不竭的“新能源”？

　　刚刚结束的2014浙江青年电影节电影评论发展论坛，以上“跨界”问题引起了现场电影学者、业界专家及新晋青年电影导演的关注和讨论。

　　电影创作跨界融合

　　王国富（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

　　浙江电影产业正进入转型升级时代，主要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特点：其一，电影制作主体阵容整齐，影视制作机构已超过1000家，在全国名列前茅。其二，影视基地产业链完善，资源集中，如横店影视基地，从电影的立项到最后的审查都可以“无缝连接”；杭州西溪创意创业园也有30多家公司，在全国打响了“影视西溪造”的品牌。其三是电影产量位居全国前列，每年立项电影100多部，完成片50余部；本土制作纷纷崛起，如浙江正在倾力打造关于岳飞、戚继光等民族英雄题材的电影；与海外合拍电影趋势喜人；2011年以来动画电影备案33部，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饶曙光（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

　　关注青年导演群体、青年导演创作，是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对于媒体融合、跨界融合，包括一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进入电影行业做导演的现象，我个人抱支持态度。因为跨界一定会带来新的创意，会带来电影产业发展的有用信息。但如何把这种跨界跟专业性更有效地结合，也是我们今后要注意的问题。比如，对于由电影跨界产生的一些乱象，如何加强管理？需不需要设立门槛？是否应该建立职业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到今天，应该有足够的空间，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才。我个人希望，浙江青年电影节发挥自己的优势，形成影响力和凝聚力，发现、培养更多具有创意和个性的青年创作人，为浙江电影乃至全国电影的发展助一臂之力。

　　皇甫宜川（《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主编）:

　　电影观众正在换代，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带来的投融资和传播方式的革命，电影已进入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电子游戏、电视节目等已在不知不觉中与电影融合，多媒体跨界融合正成为一种趋势。电影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传统电影生态已经很难以独立封闭的形式存在。许多问题也由此产生——比如，《爸爸去哪儿了》是电影吗？又比如，微电影是电影吗？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一批青年导演横空出世，成为电影美学的破冰者。他们以一种新的姿态成为了国内电影的重要支撑。

　　罗卫东（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

　　中国电影史上真正有影响的鸿篇巨制，创作上都有非常伟大的视野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浙江青年电影节10多位参赛导演，都充满生气与激情。如果能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为他们提供一些跨领域辅导，无疑有助于深化他们对社会的观察，更深层次地发现和呈现富有美学意味的故事。

　　电影该如何争取更大的受众群体，始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年轻人应该为生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庆幸，更准确地、更具创造性地发现和讲好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网生代的创作态势

　　王一川（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当前电影导演界出现了“多代同堂”的格局，既有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等，也有近5年内陆续崛起的新生力量，如徐峥、赵薇、韩寒等等。青年导演的电影美学趋向，既有传承——如《致青春》《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遇上西雅图》等，延续小人物的悲喜剧的叙事范式——又有创新，汇入了时代元素。如网媒电影，依托国际互联网来发行营销，代表作是《失恋33天》；书媒电影，依托印刷来传递的电影模式，郭敬明的《小时代》系列和韩寒的《后会无期》都是成功案例。这两位颇具话题性的80后作家，其作品已经培育起数量众多而又相对稳定的粉丝群，使他们进军电影同样赢得了成功。

　　与传统电影距离最远、差异最为显著的，是《泰囧》、《心花路放》等开创的轻喜剧叙事范式，此类电影通过对平面的生活戏剧的开拓，让电影告别了沉重的思考，走向一种轻松愉快和小品式的欢笑。与其说青年电影趣味引领中国电影，不如说其折射了多样而复杂的电影世界、文化世界以及生活世界。我们要看到它的多样性、复杂性，做更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

　　中国电影的新阶段，青春创作蔚为大观，主要表现为：跃进性的电影市场，破规则化的电影创作模式，网生代的受众需求，移动媒体造就的电影营销宣传，粗鄙化的娱乐表达。当网络新生代成为电影主体观众，粉丝经济应运而生。网生代的创作已不同于以往我们习惯的面貌，与此同时，移动媒体造就了电影奇观，比如《后会无期》的网络点播已经超过总票房的50%。据统计，通过美团、猫眼等网络方式售出的电影票，2014年上半年贡献的票房已超过17亿元，预计全年将达60亿元。但是，网生代创作中也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即对电影的艺术认知已大大受损。

　　电影在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下，我们对于青年有什么样的期望呢？一是要大胆创意、不拘一格；第二，要关注时代、追踪现实；第三，保存个性、找到潮流；第四，正视长处、规避短板；第五，寻求价值、放长眼光。

　　吴冠平(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

　　近期，我们做了一个对于国际影展获奖新电影的研究，收集了2013年246部获奖的新导演作品进行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创作远离了跨界、新媒体、商业化。其中，剧情片超过50%，其次是喜剧片，占16%，惊悚恐怖片所占比率约为10%。这其中很大的主导因素是成本——对新导演来说，缺钱永远是他们从事这项工作遇到的第一个困难。

　　我们也把这些作品与北美的高票房电影做了一个比较，后者主要是动作片、动画片、喜剧片。不难发现，两者的重合点只有“喜剧”， 而动作片和动画片由于所需资金量大、周期长，不是青年导演的选择。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新人新作实际上还是从人的故事出发，是在生活及人类情感的触发下进行的创作，而不仅仅是纯商业的。

　　项仲平（浙江传媒学院副院长）：

　　中国青年导演受到互联网思维的影响，与市场、资本结合，本质上是一种博弈。我认为下一个十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肯定会出现大师、出现一些与众不同的电影人。与此同时，每一位导演都可以在类型片市场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一个导演，就像画家一样，不可能对每一种题材、风格都能驾驭。我们常常说的“回归”，就是因为一些电影人背离了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尝试了不熟悉的领域，这是存在很大风险的。

　　刘浩东（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电影创作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是一个消减与加分的过程。所谓消减，是团队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见和偏好；但从中汲取有益的建议，作品就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近几年中国电影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明显的精神缺失和引领文化方向的缺失。这跟以下误区有关：一是为票房而创作——票房应该是顺势而为的，虽与档期、营销有关，但对艺术、社会责任有追求的电影票房自然会高；二是为迎合而创作——谢晋说过，真正的艺术家同时也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作品必须体现创作者的思考、引领和传承；三是过度依赖技巧和技术。

　　电影创作应该向人民学习，人民群众中有鲜活的故事；向科学学习，科学中有我们的未来。轻内涵，缺体验的电影创作，会导致电影创作模式化、跟风现象严重，作品的雷同度越来越高。

　　方励（北京劳雷影业有限公司总裁、《后会无期》制片人）：

　　我先聊聊新媒体和大数据，我是学理工出身的，自己就是“跨界”到了电影产业。梳理统计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方式，只不过今天网络数据的来源更丰富、终端更强大、速度更快。但电影是一种当下的创作，你用几年时间去分析电影观众的喜好，但几年后你知道观众喜欢看什么呢？所以我很同意韩寒的话，不要一味投其所好，艺术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我天天跟一批年轻人打交道，我们的队伍缺人才，唯一不缺的就是戴导演帽的。市场上到处都是资本，但电影不是靠钱“堆”出来的，是靠创意“造”出来的。除了电影内容，创意也体现在营销通道、营销资源上。但说到底，讲故事也是一个手段，重要的是你如何带领观众进入一个与光影同步的时空和情境，让他们有感动、有反思、有笑有泪。只有真诚的创作、真实的生活，才有可能打动观众。

　　新时代的电影传播

　　倪政伟（浙江东海电影集团董事长）：

　　东海电影集团在2013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期间挂牌成立。我们虽是一个国有文化单位，也是一个企业，在力推主流价值观电影的同时，也要抓好商业电影的制作。

　　在类型上，我们注重多元化，对战争、警匪、艺术题材都有所规划；在投资方面，既有上亿的大投资，也有中小成本电影制作。此外，浙江时代院线下属于东海电影集团，我们特别关注，今后的院线模式是否会被互联网取代？我们的很多成功案例都是与互联网合作，包括美团、猫眼等，在整个销售产业链过程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据统计，年轻人获得电影信息，网络这一块占了90%以上。互联网改变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甚至改变了观影模式，今后还有多少人会走进电影院看电影？这值得探讨。电影的魅力究竟在于与朋友和陌生人在黑暗中相互交流，还是“独乐乐”？这也值得探讨。

　　厉震林（上海戏剧学院教务长）：

　　我主要谈谈青年导演的创作生态、环境，包括社会环境、业界环境和精神环境。以前我们喜欢用“现代”和“后现代”，现在有人提出，这两个概念已经淘汰了，因为互联网带来了全球化的观念，也带来很多其他效应，比如知识分子的“解魅化”。我们的青年导演也面临这样的困境，你不可能像第五、第六代著名导演一样，走到哪里都是光环，观众的关注度大多集中在艺人身上。还有代沟的加深：现在学院跟学生沟通特别困难，刚才有人说“资深”，其实“资深”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被电影界慢慢淘汰了。

　　陆绍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以前人们通过一种历史性的、纵向的因果关系认识世界，现在则更多地依靠一种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相关性，体现为横断面。就像我们在网上看一本书，它会推送一些附带信息，比如你可能还会喜欢的其它一些相关书籍。那么从历史性到相关性是不是一种进化或者是进展呢？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像《小时代》这样的作品的传播，是跟社会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密切关系的，只有把横向和纵向结合，才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

　　周铁东（北京新影联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我试图从类型的角度，构建一下类型市场和观众的逻辑联系。首先，类型是一种创作方法，无论从评论的角度还是电影作为一种产品的消费角度，都有一种固定的指向，而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话语平台作为支撑。类型决定了故事的情节走向和内容的取舍，让观众对自己观看的影片有一种固定的预期。类型创作是根植于社会情景的，是有特定的群体按照特定的目的来参与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类型有明确的观众定位价值，它是因为关注而生长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观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电影。从本质上说，类型不是一种纯个人化的表达，而是一个需要被解读的文本，它必须要有一种社会属性，正是这种社会属性决定了电影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这其中有文本、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三位一体的关系。

　　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制作文本时，必须有一个理想的观众定位——他的性别、年龄、种族……这样才会在之后的创作中不断补足可供按图索骥的解码信息。以上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类型影片只能是“小众”，而不是“大众”。

　　董阳（人民日报社文艺评论版副主编）：

　　电影背后的哲学观念落后，对观众心理机制的科学认识不足，是当前电影传播的隐形障碍。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电影观念还停留在机械反映论的基础上，电影与现实之间仍简单地体现为一种物质和精神二元对立关系、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按照心理学的解释，文艺作品中的情爱、武打等元素，其实是人性、攻击、破坏等本能欲求的“替代性满足”，为了引导受众疏泄这种欲求，讲述者必须自觉进行价值观介入，“正义战胜邪恶”、“好人好报”等主题几乎成了文艺作品的标准配置。好的故事把欲望和道德两个“死对头”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既疏泄欲求，也再次强化了价值观，使人处于心智平衡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事是人类的一种伟大发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当然也遵循这个规律。

　　范志忠（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第二届浙江青年电影节麒麟奖评委）：

　　浙江青年电影节已经两岁了，入围全景展映单元的作品筛选标准主要有3条，一是主创团队必须在45周岁以下，二是要拿到公映许可证，三是还未在全国大规模公映。这是一个与国际主流电影节接轨的选片标准。而最终入围的作品，恰恰也折射出当下中国青年电影的创作与传播生态：其一，坚持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和表达，如《黄土情》反映了红军时代红军跟群众鱼水之情，《一个人的课堂》表现了山区农村教学的困难与坚守；其二，注重青春叙事，展现理想与现实碰撞中的挫折和苦闷、希望与憧憬，同时注重视听语言的实验与探索。此类电影构成了两届青年电影节入围电影的主流，如《我不是王毛》《今天明天》《青涩日记》等等。其三，注重类型化的尝试。从世界范围看，很多类型之作通过在各种电影节的展示，获得了广泛关注。比如首届浙江青年电影节开幕影片《脱轨时代》，在电影节展映后，还成功跻身主流院线。

　　互联网诞生之前，电影的传播平台只有电影院，现在，则可以通过移动媒体等实现多屏传播。这对青年电影而言，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本版文字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