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一个勇于改革的符号，在社会组织领域也不例外。

　　率先开放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注册，放宽准入门槛；率先建立社会组织孵化平台，开展公益创投；率先把社会组织作为大学生就业重要渠道，解决人才短缺问题……温州，成为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之一。

　　加快有限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温州政府知道，不能大包大揽，必须向社会放权，让社会的归社会，社会才有积极性，社会活力才会出现，社会治理才能更加有序、和谐。通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温州谱写了创新社会治理的“三重奏”。

一重奏—— 

开放登记激活力

　　在微信朋友圈里一向沉默的方明和，最近转了一条信息：绿眼睛协助娄桥警方解救200只麻雀。

　　苍南人方明和是绿眼睛民间环保组织的创办人。该组织以“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为使命，正式注册已有10年。前几天，瓯海区娄桥派出所在巡查时抓获非法捕鸟的外地人，查获200多只麻雀。麻雀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民警请“绿眼睛”的专业人士来协助工作。

　　“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和官方合作。”如今已三十而立的方明和，回想起艰难的环保之路时直言不讳。随着“绿眼睛”影响力不断扩大，他们曾经想注册成民间非企业组织，以便接受基金会以及一些环保社团和人士的捐赠，却屡遭拒绝。

　　“注册资金必须达到10万元”，“必须有托管单位”......当工作人员以不容置疑的口吻提出这些要求时，方明和预感到注册过程的“前路漫漫”。不知跑了多少次环保和民政部门，历时4年，“绿眼睛”终于有了正式身份，成为温州最早一批获得法人资格的公益组织之一。

　　“我是谁？”这个问题曾长期困扰社会组织，它们急需身份认同。如同较早觉醒的市场意识，温州人的社会参与意识也早已萌生。3年前，“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数以万计的义工、志愿者曾引人关注，他们大多来自民间公益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挂靠在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和市志愿者协会旗下的义工队伍，就有100多支，人数过万，而在民政部门独立登记、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正规义工组织，却不超过10个。

　　因身份“不明”，不少义工在开展志愿活动时，面临尴尬。“一是募捐时民众缺乏信任；二是活动开展受限。”何畏是温州市流行乐团团长，在汶川、雅安地震等灾害发生时曾组织赈灾义演，但因之前乐团久久未能登记成功，申请活动场所总是以“没有组织印章为由遭拒，爱心物资也因缺乏官方账号而不能有效送达。

　　两年前，不少处于“地下”状态的社会组织迎来了春天。2012年10月，温州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的一系列文件。“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申请成立登记时，资金门槛降为零。”这一消息在社会组织圈迅速传开，全市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短短两个月就有1500多个。

　　“开放登记，资金门槛降为零，这看似简单，其背后却是观念的重大转变。”作为“元老级”人物，方明和深知破冰的不易，“这意味着，政府的态度已经从过去的不认同，转变为现在的认可、支持。”

　　“温州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证明，政府的手要适当收回，才能更好地激发活力，社会组织也是这样。”温州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创新社会治理，主体需要多元，政府除了做好服务外，还需要将管不好、管不过来的交给社会，让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

　　目前，社会组织遍布温州城乡，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一组数据足以让温州人感到骄傲：截至今年9月底，全市经市、县（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总数为7159家，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每万人拥有数7.8个，高于全省（6.5个）和全国（4.0个）水平；备案的基层社会组织20828家，全省第一。

二重奏—— 平台孵化促成长

　　记者走进瑞安市玉海街道商会大厦19楼一间办公室，梁锋热情地递给记者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瑞安市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主任”。

　　这里是瑞安市公益服务中心社会组织孵化基地，今年3月正式成立，目前已有22家社会组织入驻，“黑眼睛”是其中一家。从在家办公到有自己的工作场所，梁锋称这一转变为“屌丝的逆袭”。

　　他说：“做公益项目需要捐赠，以前去募捐，别人问我们这个组织在哪里、办公室电话多少，总是答不上来，对方觉得我们是‘三无产品’，不可能再谈下去了。”主要帮扶贫困学生等困难群体的黑眼睛公益发展中心，去年正式注册。有了“家”，义工们也有了归属感。

　　解决了名份问题，但不少社会组织和“黑眼睛”一样，面临规模小、资金弱、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难题。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调研中发现，温州市政府为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免费搭建信息平台，并对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记者在“孵化基地”看到，700余平方米的整层楼利用率很高，内设培育孵化区、培训学员和成果展示区等。主体空间被分隔成一间间独立办公室和格子间，里面配备了会议室、交流室、多媒体教室、展示厅、演出厅、茶吧、仓库等，硬件设施齐全。

　　瑞安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孵化基地将实行“进驻—孵化—评估—出壳”的工作模式，孵化期为两年。在这期间，基地将为处于初创期和发展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孵化培育、能力建设、登记辅导、交流咨询、人才实践、成果展示和资源共享等服务，搭建一个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之间交流、合作、共享、发展的平台。

　　在孵化基地，除了有“家”，“黑眼睛”已成长为瑞安家喻户晓的公益品牌，微信、微博、淘宝上都发布有包括免费营养午餐、帮助涉罪未成年人等在内的公益项目。“任何组织，权责要明晰，分工要明确。”梁锋原本只是凭着热情做公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门寻求帮助，他意识到，仅凭热情已经不够。在民政部门和相关专家的帮助下，他着手完善组织架构，并将公益与新媒体相结合，发动更多人参与公益。

　　截至目前，温州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

　　如果说孵化器更多的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支持，那公益创投模式的设立则促使了社会组织的成长。

　　3月，永嘉举行慈善公益创投中标项目集中签约仪式，36家社会组织和慈善义工队的36个项目获得了总计9.9万元慈善资金投资，分别投向养老、助残、扶幼、环保低碳、治水护水等多个方面；6月，15个项目成功入选2014年洞头县公益创投项目，重点在为老、助残、青少年服务等；7月，鹿城区首届公益节12个公益创投入选项目名单公布，10家社会组织获得总额200万元、首批40万元资金支持；9月，龙湾4家单位获得创投公益金，成为关爱新居民子女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援助的服务机构......

　　近年来，温州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700余个，获资助项目50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1500余万元，其中社会资助101.8万元。

三重奏—— 购买服务惠民生

　　老林的儿子突患重疾成植物人，社区第二天就送上了慰问金；有人家里发生火灾，社区马上带着救助金上门了......这些年，住在温州市龙湾区海滨街道宁城社区居民切身感受到，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效率越来越高。

　　“我们建立了‘救急难’救助机制，把项目外包给了温州市爱心璀璨公益发展中心，谁家有困难，他们就会上门评估调查。”宁城社区党委书记孙晓瑜说。

　　宁城社区有户籍人口8110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15.8%，但工作人员只有7人。社区工作庞杂繁重，工作人员经常顾了这头，顾不上那头。去年9月，社区将免费医疗服务及政策、法律、心理等咨询服务等13个项目，外包给公益组织，由社区出资金，公益组织出人和技术，大大减轻了社区居委会的负担。

　　在温州，政府购买服务已成为规定动作。今年，市政府晒出首份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把原本由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171项服务事项，按照一定的方式和程序，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量支付相关费用。

　　温州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蔡建旺介绍，从“直接举办、直接提供”转为“购买服务、监督质量”、从“大包大揽”到“分工精细”，打开购买公共服务之路，推进了“简政放权”，让政府不再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是公共事务的促进者和管理者，有利地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据介绍，之前政府部门在有新的公共服务项目或事项增加时，一般都是增设部门、增添编制，容易出现工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等情况。而社会组织一般都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具备提供高效率、高质量专业服务的条件。

　　乐清市司法局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由于人力有限，该局聘任协理员参与社区矫正，却没有精力监管这支队伍，导致协理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去年就有多名协理员辞职。今年初，他们将这项工作外包给乐清市社区矫正工作者协会。协会制定管理办法，对协理员每年进行两次业务考试，每季度进行一次业绩考核，根据考核成绩将协理员分成不同档次，并根据档次差别进行工资待遇调整，对连续两季度业绩考核最后一名实行解聘。目前，该协会已吸收社区矫正协理员会员63名。

　　“政府购买服务，好比是向社会打开了大门，让更多的热心人士参与社区矫正事业。”乐清市社区矫正工作者协会会长陈开多，退休后成立了这个协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让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政府购买服务，对于出身草根的社会组织来说，是一种肯定，更是实现良性发展的途径。温州市民政局提供的调查报告显示，温州地区有70%以上的社会组织，愿意参与政府购买服务，以提高知名度和公信度，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

　　截至今年9月，温州共有20家政府职能部门，向100多家社会组织购买了20项公共服务，涉及五水共治、教育、社区、培训、司法、养老、医疗卫生等公共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