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诗立

　　浙江经济发展已进入从成本优势向功能优势转变的关键期。所谓“成本优势”指主要依靠建设用地、劳动力、税费等低成本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功能优势”指主要依靠高效廉洁政务、现代发达商务、宽松有序法务等环境建设而形成的竞争优势。浙江经济发展的成本优势正日益弱化：用地成本高居难下、用工成本不断增加、税费和环保成本较高。成本优势的不可逆性弱化，意味着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更要求浙江亟须寻找、构筑经济发展新动力。

　　近年来，浙江加大了功能优势构筑，如“四大国家战略”创新试点、“四张清单一张网”建构实施，这一系列改革与简政放权的内在要求与逻辑视角高度契合，为浙江新一轮发展再造了体制机制优势。

　　众所周知，简政放权既是政府行政管理理念和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内容，也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内在基础与要求，是浙江经济升级所需功能优势形成的关键基础与支撑。

　　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传统低加工化、ODM制造业向高加工化、品牌化制造业升级，随着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以及“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浙江经济升级对成本优势依赖逐渐减低，对透明、灵活、高效、可信赖的政府管理服务及其衍生形成的政务、商务、法务等优势依赖日益增强。

　　对应，就推进浙江经济升级而言，简政放权中的“简政”应主要指政府要精简、优化对经济发展的管制范围、事项，及其所需设置的机构、流程，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驱动战略的密切互动，以保障经济升级所需的宽松、灵活环境；“放权”主要指政府要积极把专业化的经济管理、市场治理权责授权给市场、社会组织，推进形成现代市场治理机制，以有效提高行政效率，营造公平、有序环境。

　　因此，结合“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深入推进，笔者认为，浙江近期简政放权改革重点应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事项改革，营造经济升级政务环境。考虑到“放权好比割肉”，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应与浙江版的大部制改革与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定互动、互促。考虑到行政审批事项多以法律法规形式明确，而成为部门不愿放权的法理依据，建议省人大、省政府进一步加强现有地方法规、规章梳理，取消或调整不适宜授权事项。

　　二是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培育与健全，营造经济升级商务环境。转变政府职能已成共识，但部分可转移的经济职能还需由社会组织来替代或弥补，以形成高效灵活的市场治理秩序。浙江社会组织基础较好，需进一步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培育健全力度，包括加快行业协会民间商会等地方立法，明确法律地位、章程规则、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出台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的若干意见，明确逐步将行业管理、打假维权、行业统计等职能转移给有资质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健全以项目为导向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机制，推动政府由养人办事向购买服务转变。

　　三是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经济升级良好法务环境。在经济发展早期，企业普遍处于学习模仿阶段，宽松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可加快经济增长。当下，创新和转型已成为企业升级发展的主要瓶颈。浙江既要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更要推动企业成为知识产权创造和运用主体，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化、商品化、产业化，引导企业采取转让、许可、质押等方式，实现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运用好财政、金融、投资、政府采购政策和产业、能源、环境保护政策，支持市场主体创造和运用知识产权。

　　总之，新时期浙江经济升级需与政府简政放权紧密结合，并把其作为重要支撑和动力，来悉心营造良好的政务、商务、法务环境，形成新的功能优势，保障和推进浙江经济升级发展。

　　（作者单位：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