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校长与大学招生负责人谈教改
新高考:选考科目高校定
记者 石天星
本报讯 新高考方案出台已有数月,高考大框架已定,“3+3”的考试模式毫无疑问将带来巨大的教育变革,而“高中学考”、“自主招生”等未定细节则是当前热议的关键词。不久前,由浙江正睿测评主办的“新高考下的教育变革与大数据综合测评”座谈会在杭二中举行,邀请了北大、复旦、中科大、浙大的招生负责人和省内60多所重点高中的校长出席。
分数扁平化之后
座谈会上,高校方面最大的担心是新高考将难以筛选出拔尖学生。依据高考改革方案,3门选考科目只通过高中学考来打等级赋分,分数扁平化即意味着缺乏区分度。高校还担心学生出于避难就易的心理,不去选考更具有挑战性的数理科目,学生的理科素养将难以保证。
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丁光宏带来了一组数据:上海每年高考人数是7万多,6门课全部获得A+的学生总数是2000到3000人,正好是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招生人数。新高考实行后,3门选考也是通过打等级赋分,同分学生增多,也将为高校挑选生源带来难度。
“中学教学而言,3+3的考试模式也会导致对语数外的进一步深挖,其他学科则可能会边缘化。”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尚可认为,新高考实行后,同分的学生会大大增多,大学需要将高考分数之外的评价元素结合进来。
不过,会场上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永康一中教务处主任应韵胜反问:“新高考方案到底是要对高校选拔有用还是要对学生成长有用?”他说,现在高中学生的学业负担很重,周六一整天都要上课,连周日晚上也要上课,但是学生应该怎样做人、怎样更幸福地生活,学校里根本没有时间讲。“所有学校都是在分数上比来比去,老师之间也是为一点分数评来评去。”他感叹,新高考如果能够把更多学生和老师解放出来,把做人品德上的教育跟上去,那么就能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大学如何有作为
“高考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让高校获得更大的录取自主权,在人才培养上给中学指导。”中科大招生就业处处长傅尧说,大学是根据学生在高校的表现反过来给中学分配招生名额的,对于学生选考科目将产生一种制约力。
浙大招生办副处长夏标泉也用浙大竺可桢学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对于选考的科目,高校也都有一个权衡的过程,以江苏为例,要求理科学生必须选考物理,且等级在A以上,对于上海,本来也想这样实行,但考虑到上海的生源少,可选择范围有限,因此只要求在物理和化学中间二选一。
新高考实行之后,高校将公布与专业相对应的选考科目,也就将成为一种硬性的指标,而高校如果想要选拔最适合其培养的学生,自主招生将成为最重要的途径。
丁光宏提醒中学校长们,高考的改变要求中学老师从高一开始就去发现学生的优势、特长所在。北京大学教务长办公室主任、浙江招生组组长李祎则表示:“对于怎样进行综合素质测评,现在方案上没有特别明确的指导性意见,这就倒逼高校要有所作为。中学教育和大学教育怎样充分挖掘综合素质评价的作用,是目前高考制度下的一线曙光。”
中学校长们以提问的方式表达了对高校充分发挥自主招生权的期待,譬如,一旦顶尖高校也参与“三位一体”招生改革,能够将参与的方式尽快公布;既然高校都青睐竞赛分数高的学生,那么希望学科竞赛能够和自主招生预录取相挂钩;还希望高校的自主招生能够和高中课改联系起来,使得选修了大学先修课程的学生在报考该校时体现优势等。
当然,由于2015年高校自主招生的细则还在修订,教育部关于高校如何自主招生、自主招生何时进行的框架性文件也尚未出台,高校招生负责人都未给出明确答复。
大数据测评概念
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大数据综合测评”,主办方正睿测评希望将它打造成“中国的SAT”。大学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具区分度和信度的评价标准出现,但是“中国的SAT”具有可行性吗?
“大数据分析的比较范围可以扩展到一个年级乃至一个地区,我们可以观察一个学生从高一到高三的整个学习过程,哪些学生是第一遍就考得好的,哪些学生是炒过好几遍冷饭之后考得好,我们肯定能对他们的学习能力有个判断。”对于大数据,丁光宏强调,这种分析应该由教育部门之外的第三方来进行,建立一个独立的评价体系,更公平公正,跳出利益圈。
中学校长则关心哪些数据能在高校自主招生用到,还想知道大数据测评怎样与高考考纲对接,并提出了题库的保密性和区分度问题。
“综合评价如果采用大数据,高考录取将以什么为标准?”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话锋一转道,如果高校自主招生权有限,大数据也派不上用场。
“大数据综合测评的样本很好,但是目前难以实行。”武义中学校长钱建国直言不讳,“托福、雅思已经实行许多年了,而且第三方的大数据综合测评有没有公信力还是一个问题。”
钱建国还有一层担心:如果高校采用大数据综合测评,想考名校的学生就要学得更多更深,而学校已经不能提供那么多的课程,学生就只能去外面学,“省城的学生上课外培训机构很方便,而农村学生没有那么多课外培训资源,将加剧教育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