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叶帮我家打扫卫生三年多了。小叶老家在安徽安庆农村，来杭州十余年，租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城中村。她先生在杭州一家油漆厂打工，儿子在北方一所大学读书。

　　小叶收入还算不错。他们两口子非常勤快，她每天替多家打扫卫生，还给一家做晚餐，几乎天天晚上7点后才能回家。如此辛苦之下，一个月大概有五六千元收入。她先生经常加班，不过听小叶口气，现在收入似乎比她少一些。他们在城里的花费不多，租的是一个小间，月租金三四百元，儿子一个月生活费一千多元，另外一个较大开支就是定期回家，送亲戚人情等。应该说，他们是可以把大部分收入存起来的。

　　可是小叶不止一次流露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她说，他们两口子都没有养老保障。儿子以后不可能回农村，可是在城里怎么结得起婚呢。家里现有积蓄给儿子买房也不一定够。他们现在有力气，还干得动，多做一些，多挣点钱。可是以后干不动了，儿子要还购房贷款，只能自己管自己，他们怎么养老？

　　一天我突发奇想，问小叶老家房子。她很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家在安庆乡下有一幢三开间房子，房前有空地，房后有竹园，算起来有两亩左右，是丈夫的爷爷手上传下来的。他们住在这块地上差不多有100年了。

　　小叶不无担心地问我，他们家房子和地，与村里邻居一样，都没有证，不会有事吧。我连忙安慰她，当地政府应该是会尊重土地长期由他们家使用的事实，会承认相应权利的。我还告诉她，浙江这边一些地方已在确权发证，他们那边也会这样做的，不会有事的。

　　小叶的故事，典型反映了当前城市发展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难题。农民工已经或正在融入城市，但城市却似乎并不欢迎他们。然而城市离不开他们，他们也难以返回老家。城市入住费用高昂，然而他们在老家却有着中国最宝贵的土地资源。沿海城市发展正在遭遇土地瓶颈制约，而他们老家农业发展，也在遭遇小农分散和低效率制约。如果把两者联系起来，显然将大大优化资源配置。

　　然而难点是杭州地价奇高，小叶他们家地价奇低，对此我曾提出过一个土地银行的设想。我那天问小叶，是否愿意把他们家房子，连同那块地，换杭州一套居住面积40来平方米房子。小叶毫不犹豫说愿意。说这话时我正在厨房，听她说得这么肯定有点意外，不由放下正在洗的蔬菜，转身看到小叶满怀期待的神色。他们迫切想在杭州有一套房，小一点又何妨呢。

　　小叶又说，他们家还有承包地，也可以拿出来。前几年嘉兴推进“两分两换”，即宅基地和承包地换住宅和社保，这应该是把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与城里的居住养老权结合起来的一种改革。这一改革当然需要完善，但基本思路也可用于解决小叶他们定居城里的问题。然而小叶老家在省外，这一改革不仅涉及两省，可能还涉及中央政府，听说嘉兴“两分两换”就有权威人士不赞成。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面对农民工向沿海集聚的汹涌浪潮，有关政策制订实施严重滞后。我们有那么多规划，就是没有人口集聚或分布规划。城是装人的，人主要应在沿海，沿海城市的数量、规模和人口增长，显然应快于全国，占全国比重显然应逐渐上升，然而现有规划体系对此语焉不详。

　　全世界人口都在向沿海集中。美国加州人口1900年占全美1.9%，2013年上升到12.1%。日本东京圈人口1955年占日本的17.1%，2012年上升到28.0%。就在近10年，美国加州和日本东京圈人口比重仍在上升。浙江在1859年，人口占全国比重高达7.1%。

　　沿海对于外地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就像外地人口向沿海集聚一样，是难以扭转的客观规律。小叶在我家打扫时，预约电话不断。杭州最近新增600辆出租车，应聘司机八成来自外地。中国进城农民的市民梦，和他们老家的那些土地，总不能就这么长期两头悬着吧。